1918年和1919年，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先后受到时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北大学生罗家伦的质问和批评，被斥为“保守”[1][2]“对社会不会发生一点影响，也不能尽一点灌输新智识的责任”[3]。商务印书馆一时陷（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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