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对教育大政方针的首次清晰确立,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教育工作方针的源头活水。苏区时期,各级苏维埃政府对教育政策的积极探索为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讨论,逐渐明确教育方针和中心任务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实践调查和总结苏区教育工作经验,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完整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这一方针对之后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价值看,该方针为苏区时期的文化教育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教育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方针的制定提供了基本框架。从现实价值看,该方针对今后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摘要:学风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曾对推动党的学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其如何推动党的学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解放日报》主要从三个方面助力学风建设:一是深化报社内部改版,批判错误思想倾向;二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宣传学习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组织交流学习心得。《解放日报》关于党的学风建设报道为新时代党媒如何助推理想信念、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宣传教育以及有效提升主流媒体的與论引导力提供了有益借鉴。
摘要: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深层文化力量。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经历了文化改良、文化改造、文化改革与文化自强四个阶段。其基本经验在于:在价值取向上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相统一,在方法遵循上做到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在实践路径上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轮驱动。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部分乡村仍面临传统文化传承要素脱域、价值规范与道德教化功能弱化等问题,制约着乡村文化赓续与社会秩序构建。为此,应通过教化相亲赓续历史文脉、以乡愁记忆重塑价值观念、以品格锤炼重构道德理念,激活传统文化优秀基因,持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摘要:推动具身智能赋能消费发展,既契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也是科技创新和应用能力的重要体现,更是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和实现消费升级的关键驱动力。在具身智能赋能消费发展的过程中,技术进步扮演了关键作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顺应了消费与产业“双升级”的趋势,同时引起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同步发生结构性转变。具身智能通过深挖消费主体的需求潜力、推动消费客体“三品”升级、优化消费环境“软硬”条件来促进消费发展,但也面临技术瓶颈与资本垄断、收入分化与智能鸿沟、配套滞后与治理缺位等现实挑战。促进具身智能赋能消费发展,可从供给侧创新、需求侧牵引及环境保障三大维度统筹破局:在供给端,突破技术瓶颈,打破资本垄断;在需求端,缩小收入差距,跨越智能鸿沟;在环境端,健全配套设施,完善治理机制。
摘要: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富民产业发展正面临着传统单一主体推进模式的局限与挑战,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发展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集体经济与民营经济“双轮驱动”模式通过组织协同、要素增效与价值共创,能够实现生产关系重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及价值链延伸,进而促进富民产业的发展。然而,受产权边界模糊、契约执行成本高昂及要素市场分割等制约,“双轮驱动”促进富民产业发展的潜能并未得到充分释放。因此,应构建“权利一契约—市场”三位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明晰与保障产权、创新契约治理、优化市场生态层面提出相应的制度构建与政策保障建议,为“双轮驱动”模式的有效发挥、激发富民产业内生动力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摘要:当下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数据训练版权规制的研究,普遍建立在技术阶段区分的基础之上,缺乏基于模型类型的探讨。随着自定义模型在内容生成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其与基础模型在数据来源与规模、训练目标与生成影响、配置方式与传播范式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亟须采取有针对性的规制方案来平衡版权保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结构张力。GenAI数据训练版权规制类型化进路,可在模型类型区分的基础上,对人工智能数据训练行为采取差异化的规制路径,进一步细化人工智能版权规制的颗粒度,平衡版权保护与技术进步需求之间的张力。基础模型以宽松规制为主,明确其训练行为为合理使用,通过设定主体义务、设立“人工智能发展税”以降低对版权人权益的损害;自定义模型则以严格规制为主,不作合理使用的例外规定,仅在特定情形使用法定许可,通过系统设置相关主体的义务,降低对版权人利益直接侵害的可能性。
摘要:脑机接口治疗技术通过解码患者脑电信号实现精准控制和治疗,但在应用过程中可能存在对患者生命健康的实质损伤、精神隐私敞视及社会歧视强化等风险。该技术的全面信息化和深度算法化特性致使传统法律规制路径、医学伦理规范和技术标准降效失能。零信任法律规制是法律和技术双向互嵌的架构化设计,其严格的风险规制理念契合脑机接口治疗技术应用的高风险性和低容错性,精准强制的规制架构能够弥补传统法律规范和伦理标准的不足,以患者的人性尊严价值统领架构设计,基于身份验证和最小权限实现主体风险控制,基于持续监控和动态调整实现风险过程控制。
摘要:2022年两高一部发布《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对信息网络犯罪案件调查核实活动作出了专门规定。信息网络犯罪调查核实权在理论上是一项有限调查权,仅能采取任意性的调查手段。但该权力在实践运作中呈现出任意措施强制化的色彩,客观上对公民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造成不当干预。为此,传统的以有形强制力作为区分“任意性一强制性”措施的标准已难以适用,应以权利干预程度为核心重构任意性措施的认定标准,借助比例原则严格规范调查核实权的行使边界,并完善相应的程序性规则。
摘要:高技能人才是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性资源,其培养模式改革已由传统的教育命题提升为至关重要的产业经济命题。“集群培养”模式应时而生,它并非简单的规模累加,而是对高阶技能生成机制的系统性重构。其核心在于通过规模化供给重塑人才价值锚点,依托产教深度融合为“以产定教”提供实体支撑,并超越培养个体工匠的思维,构建以系统能力涌现支撑产业升级的技能生态。面对技术加速迭代的挑战,集群培养的本质是构建一种动态调节机制,通过标准化方式高效实现技能的规模化供给,从而释放教育资源,集中力量突破技能的培养瓶颈。这一改革的战略指向明确,社会亟需的已不再是少数顶尖的大国工匠,而是一个成体系、具备即战力的技能型人才队伍,以及能够持续推动发展的规模化创新力量。为此,试点工作着重在效率与响应速度上创新:一是通过跨区域、跨院校、跨行业的非常规资源动员,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成建制”地开发技能知识体系;二是建立“教随产动”的知识生产关系,优化要素配置;三是构建“敏捷化”技术教学转化机制,将产业前沿成果快速融入教学。为保障这一系统性变革,还需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强化产教协同的绩效导向;健全覆盖教学全要素的质量标准体系;完善技能资历框架,打通技能与知识的等值互认通道;探索价值输出范式,为全球制造业发展贡献中国人才方案。
摘要:英国自15世纪成为世界教育中心以来,其“教育科技人才”的耦合运行总体上经历了“彼此独立的分离发展、相对联结的逐步融合、多元互动的协同发展、创新升级的一体推进”四个阶段的历时性演进。从历史制度主义角度审视,英国这四个阶段的“教育科技人才”耦合,是在“重科学轻技术”和“自由放任”两种路径依赖惯性和关键节点的外力倒逼下经历的历时性重构。这一过程既通过学习效应和累积效应汲取过往制度实践的合理内核,又借助层叠机制与转换机制革新其局限性,由此塑造的稳态渐续规律和迭代更新规律,使制度变迁始终保持“承中求进、变中拓新”的连贯发展形态。在此过程中,英国所强化的顶层制度设计、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以及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等关键举措,可为我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摘要:美国英才教育的百余年发展的核心始终立足国家立场,服务国家整体利益与全球竞争战略。美国对英才儿童的定义经历了由“先天”向“后天”的演变历程,这种演变并非简单的教育理念更新,而是国家战略对人才观与教育制度的深层调控。公平与卓越的张力贯穿英才教育实践始终,在社会平权运动与国际科技竞争的交替背景下,美国通过制度不断调适二者关系,以保障人才培养体系既能回应多元群体诉求又能支撑国家战略目标。美国通过立法构建起稳定的人才供给机制,同时辅以全球引才战略,形成人才的内培与外引并行的格局,巩固其安全与科技优势。美国的英才教育采取立足国家立场的教育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却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实用主义色彩浓厚,功利性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则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并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融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
摘要:师资是当前海外各国中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问题,而师资本土化是实现中文教育本土化的必由之路。马来西亚作为中文教育本土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其教育机构、教材和教师队伍均已完成“一源两流"历史演进,发展出“政府十民间”双轨协同培养模式:“国家轨”模式以政府主导政策导向服务国家战略,“民间轨”模式通过协作补足文化传承功能。该培养模式的形成既是中文教育“一源两流”的发展结果,也源于政策导向与族群诉求的差异。因此,马来西亚可通过完善“一源两流”的差异化课程体系,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制定“国家认证十民间补充"的双轨师资认证体系,推动中文师资跨国认证协议制度化,进一步将自身打造为东南亚中文师资培养区域中心,推动区域中文师资本土化发展。
摘要:在文学鉴赏活动中,无论是在阅读、审美还是内涵理解层面,情感因素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情感绝不只是阅读的副产品,它还通过复杂的认知机制深刻影响着读者的理解和欣赏。另一方面,认知活动也贯穿了文学鉴赏活动全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而且情感中本身就蕴含着认知因素。从认知诗学这一理论视角来看,文学鉴赏活动的运作机制遵循着“情感驱动认知,认知深化情感”的内在逻辑,以情感为动力和引导,以情感与认知的深度互嵌为枢纽与法则,在阅读活动中表现为“情感共鸣”,奠定互动的心理基调;在审美活动中实现“图式重构”,完成经验的整合与升华;在内涵理解活动中达成“认知调和”,实现意义建构。
摘要:艺术中的生命观蕴含着人类对存在本质的终极叩问,也具有审美认知的独特思维范式。中国明清时期山水画和西方14一19世纪风景画处于中西传统绘画发展的成熟阶段,在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上具有可比性。中国以“道”为根,以“气韵生动”为审美准则,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旨在实现个体生命与宇宙大道的内在融合与精神超越;西方以"logos”为先验基础,通过“模仿自然”构建“和谐秩序”,强调生命在理性法则、社会结构与视觉真实中的外在协调与意义确立。二者在共通性层面殊途同归,致力于捕捉生命生生不息的过程性、实现情感性的审美转化并追求生命的永恒性。
摘要:当诗歌的文字符号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李生”中退场后,其视觉画面性与听觉韵律性仍潜移默化地融入中国古典舞,形成“以舞续诗”的表意系统。中国古典舞的“实境”通过“舞域”、“舞衣”、“舞器”共同塑造“立在眼前之象”,为“虚境”的生成提供“实存依托”;“虚境”则通过“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实现意象组合与境界升华。在诗性思维统摄下,中国古典舞在探索身体“文化性”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形”到“象”、从“意”到“情”由“情”入“境”的审美飞跃,持续传递中华民族独有的艺术精神与文化力量,为世界舞蹈艺术提供具有中国智慧的审美范式。
摘要:陆游的科举入仕经历,目前学界众说纷绘且错漏甚多。结合宋代科举与教育考试制度、荫补入仕与出官制度以及陆游家世等背景问题的考论可知,陆游人生中经历了两次科举考试:第一次是他在绍兴十年(1140)秋16岁时以“荫补登仕郎”的身份参加的解试,但这次科考却因病失利,而其获得荫补身份的时间则以绍兴元年(1131)明堂礼荫补的可能性为最大,亦不完全排除建炎二年(1128)的南郊大礼以及绍兴四年(1134)、七年(1137)明堂礼荫补的可能;第二次也是陆游最后一次参加科考则是绍兴二十三、二十四年(1153、1154)的解试、省试、殿试,在解试之“锁厅试”中被考官擢置第一,并因此得罪了秦桧,以致殿试环节被秦桧借高宗之手以“喜论恢复”原因将其黜落。而在陆游这两次科考之间的其他年份,如绍兴十三年(1143)秋天参加的考试,并非科举考试,而是太学考试,其他年份的科举考试则因诸多原因而缺考。考察陆游的科举入任经历,既可推进其人生史的研究,又可深化对宋代科举、教育、入仕(包括荫补与钰试)制度的认识。
摘要:晚清伊犁营勇积欠军饷问题突出,新疆建省后军饷矛盾在裁勇清饷中集中爆发,成为伊犁将军体制向新疆巡抚体制转型的枢纽性事件。光绪十一年,清廷令新疆巡抚刘锦棠和署伊犁将军锡纶共同裁勇清饷,刘锦棠通过裁撤勇营、掌握军饷发放主导权来推动伊塔改制。光绪十四年,继任伊犁将军色楞额试图以整顿军饷为由,再次推动伊犁裁勇清饷,与刘锦棠争夺军饷主导权,但因其纵容营勇滋事而引发新的权力博弈,导致其在伊塔事务中逐渐失去话语权。光绪十六年,随着清廷对军饷案的判决,在伊塔军饷问题上逐渐形成新疆巡抚主导、伊犁将军辅助的治理体制,并进而完成伊塔军队交割、饷章制定等事宜,新疆巡抚主导全疆吏治民政、伊犁将军负责伊塔防务的边疆治理体制基本定型,新疆自此从制度上进入省治时代。
摘要:“炮”是方以智注解《庄子》的独特方法。通过这一方法,他试图将《庄子》转化为“解拘救荡”的良方。而较少被关注的惠施思想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成为方以智“炮制”的药引。在《药地炮庄》中,方以智通过注解等方式不断丰富惠施思想,以致可以与庄子相互平衡,二人也被方以智重构为“一即二、二即一”的关系,在晚明学风颓靡的情况下,他借此表达了自身对求学问道的理解。方以智学宗渊博,并以“大医王”自期,为了将庄子思想进一步转化为应世的解药,在“炮制”时,他对《庄子》文本的结构进行了“夺胎换骨”式的改造,并将家传易学熔铸其中。
摘要:中国古典舞剧动作语汇的嬗变,是其作为一门独立艺术形式的审美主体性觉醒与建构的宏大历史进程。这一进程的核心脉络,是中国古典舞剧从对戏曲程式的依附与模仿,走向对舞蹈本体表现力的深度探索与自成体系。在这一根本性转变中,其审美范式呈现出四个维度的深刻变革:其一,动作语汇实现了由繁复技巧展示到凝练文化表意的转向,通过对历史文物与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构筑起“形神兼备”的独立语言体系;其二,舞剧叙事完成了从哑剧式写实到隐喻性表意的跨越,借由“完形叙事”与意象构建,实现了从情节复刻到精神升华的艺术追求;其三,人物塑造经历了从类型化符号到复杂内心世界的深化,通过细腻的身体叙事,展现出个体生命的多维深度;其四,力效表现从刚烈外显的集体英雄范式转向情隐秀溢的情感表达,融汇了传统“虚实”美学与现代心理剖析。这些嬗变并非孤立的技术革新,而是中国古典舞剧在时代精神与审美思潮影响下,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集中体现,标志着其从综合艺术附庸走向具备独立美学品格与时代回应能力的成熟艺术门类。
摘要: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本质是通过产品化、市场化路径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价值的共生,当前却面临供需错配的理论与实践双重困境。在现代社会消费市场背景下,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必须聚焦当下的消费端,重新审视现代消费者对非遗产品的需求动因,将非遗生产性保护范式由“供给主导”转向“需求驱动”。基于实用性与情感性双重视角对非遗消费需求的拆解发现:实用性需求体现为对功能性、经济性、便利性的要求;情感需求则根植于文化认同、身份象征、情感联结、共性价值,消费者通过非遗消费完成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建构。非遗产品情感价值的实现源于传统文化的符号性表达、个体生命的经验重叠以及人类共同价值认同的承载三重维度。以非遗消费需求为逻辑起点,构建“实用性—情感性”二元融合分析模型,由此可确立“需求拆解—情感溯源一导向核心竞争力”的非遗生产性保护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