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本刊推出“苏轼治水地图”专刊,以全景式视角回望苏轼的治水实践,生动诠释了古代先贤的治水智慧与民生情怀,在水利系统引发广泛反响。今年,水利部宣传教育中心、中国水利廉洁文化中心联合本刊,将目光聚焦另一位跨越近500年的治水宗匠——潘季驯,系统梳理其治河思想与实践历程,为当代水利治理提供深刻启迪,这是推出“千古治黄第一人——潘季驯”专刊的动因与期冀。 潘季驯治河理念的精髓,在于对自然规
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号印川,人,明代杰出的水利专家。他一生曾4次总理河道,负责治理黄河水患,其提出的“束水攻沙”理论,成功遏制了明中后期肆虐的黄河、淮河水患,保障了漕运命脉。他总结治河经验所著的《河防一览》《两河经略》等书,为后世的水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称赞道:“不佞窃谓公之功一世功也,其言借水攻沙,以水治水,则百世功也。”
潘季驯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河工专家,是“束水攻沙”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大规模实践者,是在中国治黄史和水利史上卓有建树的水利名家。他的治河思想与实践,极大地影响了他之后几百年的治河方针与堤防工程建设和管理,在中国治黄史上作出重要贡献。他是2019年水利部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之一。 明嘉靖末年,丰县、沛县、徐州、砀山一带黄河已成糜烂之区,运艘阻滞,庐舍荡析,朝廷上下一筹莫展,就在这时,潘季驯出
理论的建立,在中国河工史上是一件大事, 这给旧日的河工, 立下了一个稳固而科学的基础, 就是在世界河工史上, 也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 ——历史地理学家 侯仁之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初春,刚刚“以麟经魁于乡”的潘季驯,风华正茂、英姿勃发,从家乡湖州府城内雪溪边的驼兜桥下搭乘北上的商船,回首告别亲人,出太湖经江南运河一路北上进京赶考,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 商船经苏州、常州、镇
“自古以来,从大禹治水到潘季驯‘束水攻沙’,从汉武帝‘瓠子堵口’到康熙帝把‘河务、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中华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作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明代治水宗匠潘季驯置于中华文明赓续千年的治水史诗中,标定了其不朽坐标。与家喻户晓的大禹相比,潘季驯的名字或许略显陌生,但他的治水贡献却同样巨大。他的功绩曾获明朝首辅张居正“功不在禹下”之誉,被清乾
黄河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治理的一条河流,其核心症结在于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由此造成黄河下游河床泥沙的严重淤积,使黄河下游近800千米的河道成为“地上悬河”。早在400多年前的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就提出“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理论,其背后是水流挟沙能力与流速高次方成正比的科学原理。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条件下,潘季驯能认识到泥沙基本运动规律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提出了“束水攻沙”理论,还付诸
洪泽湖 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位于江苏省北部,承接淮河流域15.8万平方千米的来水,又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调蓄水库,在地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五大淡水湖中,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均是天然湖泊,只有洪泽湖是人工湖泊。谈起洪泽湖的形成,不得不提到明代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他在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过程中,为了解决黄河泥沙淤积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束水攻沙”和“蓄清刷黄”的治河策略。在这一背景下
清口古称泗口,位于今,因古泗水在此(清水)入淮而得名。黄河夺泗夺淮后,逐渐专指淮河入黄河口门,后成为黄河、淮河、运河三河交汇核心区域。 其水利工程肇始于北宋。北宋时期,江南至汴京的漕运已经非常发达,由于淮安末口至码头清口段的淮河河宽浪大,漕船经常在此段沉没,为避此段淮河水运风险,984—987年,北宋淮南转运使刘蟠提出开一条沙河以降低山阳湾的凶险,工程上马不久,他就调离淮安。乔维岳继任后,在
1934年,李仪祉(右二)视察河北工程时在河北河务局门前留影 李仪祉作为中国近现代水利先驱与黄河水利委员会首任委员长兼总工程师,深耕黄河治理十余年,既深入研读潘季驯《河防一览》等经典著作,又将德国近代水利科学、模型试验、水文观测技术与中国河工实践相结合,提出上游、中游、下游统一治理的科学方略。他既不否定传统,也不固守古法,在继承潘季驯核心治河理念的同时,完成理论突破与技术革新,使治黄从“治标
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总结前人治理黄河的经验,提出了“束水攻沙”“淤滩固堤”“以清释浑”等富有创见的治河观点。中国现代水利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化云在继承潘季驯治河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应用与创新,建立了自己的治黄理论体系,为黄河的治理和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化云 王化云对潘季驯“束水攻沙”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泥沙是造成黄河变成害河的“元凶”,也是历代治黄者面临的难题。黄河流经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
在总结张戎、万恭等前人经验基础上,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创造了“束水攻沙”的治河新法,成为古代治河史上的里程碑。潘季驯的治河智慧不仅在于正确处理水沙关系,也在于他提出的“治河、治漕、治淮”三位一体理念,将治河与漕运、民生紧密结合,形成系统性的治理方案,这种系统思维至今仍被水利工程借鉴。 以水沙关系为核心的“束水攻沙” 所谓 “束水攻沙”,就是通过修建堤坝人为收窄河道,提高河水流速以冲刷河道泥沙
潘季驯的治河工程管理机制围绕“河工八事”“四防二守”“修守八事”展开,是以完善工程技术实施和劳动过程中的各项人、财、物制度为核心的先进管理理念,在4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历久弥新,在今天的黄河防汛一线依然熠熠生辉。 如今,黄河堤防上探测车、无人机、无人船、卫星遥感等先进技术设备辅助当代河工开展例行巡查。日常巡堤查险讲究的眼到、手到、耳到、脚到、工具料物随人到“五到”口诀中,仍有“四防二守”等堤防修
潘季驯对黄河水少沙多特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黄河、淮河、运河三者关系的辩证认识,构成了其治河理念的哲学基石。潘季驯留给后世的,远不止以“束水攻沙”为代表的一系列治河理论,更是一套顺应规律、为己所用的哲学智慧,一种心系苍生、谋虑长远的担当情怀,一脉迎难而上、事在人为的积极精神。 顺应水性 “以水治水” 《孟子·离娄下》载:“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大禹“疏川导滞”的治水方略传承数千年,为后
洪泽湖湖堤风景 明万历年间,潘季驯以系统治理思维破解黄河夺淮后的淮河水患困局,其治淮实践既是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里程碑,也为后世留下了与当代治淮思路形成跨越时空共鸣的治理智慧。 洪泽堤上:明代淮河水患的历史困局 明万历六年(1578年),年近花甲的潘季驯第三次奉旨治河,而他此行要破解的核心命题,正是已持续400余年、愈演愈烈的淮河水患死局。 彼时的淮河,早已不是《禹贡》中“导淮自桐柏,东
在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漫长历史中,潘季驯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从“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创见,到河工群体相传的实践口诀;从“五落河神”的民间传说,到运河之畔的二公祠堂、淮安惠济祠的御制碑文。潘季驯的形象在多重路径传承中被不断丰富与重塑,并赋予新的文化意涵,成为中国传统水利智慧与民间记忆交织共生的一个典型符号,彰显了后世对治水先贤的崇敬与对治水精神的赓续传承。 堤脉相承:治河“技”“理”融通 潘季驯
潘季驯作为明代杰出的水利专家与政治家,有“千古治黄第一人”之盛誉。然而,与他彪炳史册的治水功业相比,其在廉政为官、勤政爱民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却长期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未能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与阐扬。他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登进士第,初授九江府推官,此后历任监察御史、巡按御史、大理寺少卿、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在40余年波澜壮阔的宦海生涯中,他不仅以超凡智慧治理黄河、淮河、运河,安定河防
潘季驯初为推官,后任御史,最后在“总理河道”的岗位上大放异彩。纵观他的一生,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初入官场时就展现出勤政为民的行事作风,在执掌风宪时的亲力亲为和刚正不阿,在四次治水过程中严于律己、严查腐败的高尚风骨。潘季驯勤政为民、纠冤肃腐、锐意改革的为官之道,至今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与精神滋养。 初入官场,锐意革新切实维护百姓利益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潘季驯被授九江府推官,主管刑名诉讼
潘季驯四度担任总理河道大臣,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驯服了狂暴的黄河,成长为名震天下的治河大家。潘季驯的成功,离不开躬身实践、实地勘验的执着和身先士卒、笃行实干的担当。 深入一线察实情 足践江河求真知 明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第三次出任总理河道大臣。到任之初,他未急于定策,而是带领幕僚亲临决河现场,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实地勘察工作,力求获得治理“两河”(黄河、淮河)的真知灼见。他在向朝廷呈
“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湖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知水文、懂水势的湖州先民让清清河水成为生产生活天然的资源和财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湖州曾孕育出一位伟大的水利专家潘季驯,被誉为“千古治黄第一人”。旧波涌去,人事消磨,在湖州城中,其慷慨捐资、亲自督建的潘公桥历400余年而屹立不倒,仿佛在诉说着这位旷世水工“顺水之性”“笃信勘验”“事必躬亲”的巍巍功业。 潘公桥上镌刻有一副对联:“鳌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