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市县结合”推进县域城乡教育融合发展,是指市、县两级政府通过合理划分权责、优化协同机制,以实现优质教育要素在市域范围内县域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这一举措的深层逻辑,是遵循基础教育管理体制重心逐步上移的演进规律,以高位统筹弥补“以县为主”体制在资源调度与规划视野上的局限,同时引入外部力量校正县域内优质资源配置的偏差。当前,这一改革面临多重困境,包括城乡教育融合发展所需的市县协同治理体系尚未成型,县际博弈加剧了城乡教育资源统筹调配的难度,治理层级拉长导致政策制定偏差与传导损耗加大,基层自主施策空间收缩削弱了城乡教育共治的能动性。摆脱上述困境,需要加速完善顶层设计,优化“市县结合”推进县域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聚焦关键要素,开展试点探索;基于县域差异分类,定位市县结合的任务重点;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市县两级的教育管理效能;联动人口布局、产业发展与公共服务,全面激活县域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
摘 要:“健全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的重大改革目标和任务。教育具有“双重战略属性”,即包含教育支撑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支撑战略性”与教育自身高质量发展的“自身战略性”。二者辩证统一,相互促进。从历史演进脉络来看,我国教育投入机制改革经历了从“基础保障”到“战略支撑”的转型。以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目标为标尺,当前教育投入机制在保障教育自身战略性实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支撑战略性实现方面仍存在动态适配不足,集中表现为抵御力、适应力、恢复力、应变力四个维度的韧性短板。由此,健全教育战略性投入机制的关键不是单纯扩大投入总量,而是加强韧性建设,增强投入主体的责任结构抵御力与协同应变力,构建服务双重战略属性的动态资源配置机制,以绩效导向和协同治理激活韧性增效。
摘 要:伴随着算法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逐渐深入,算法偏见给教育公平带来的挑战日益凸显。算法内生的代表性偏见、测量偏见、聚合偏见及部署偏见,会通过高校招生、学业评估、教育资源分配、个性化内容推送等关键场景,延续历史和结构性不公,致使学生陷入隐性的数字牢笼,进而固化其发展路径、削弱程序正义、加剧阶层分化,不断侵蚀教育公平的根基,制约教育事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在算法偏见治理方面,欧盟采取以统一立法、风险分级为核心的严格治理路径,将教育人工智能系统纳入高风险清单,明令禁止教育场景下的情感推断,呈现出风险防范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并举的特征;美国则遵循分散立法、协同共治的模式,依托既有的反歧视法律体系,强调算法影响评估、“人在回路”原则、算法销毁令等执法创新。为更好地消除算法偏见、确保教育公平,我国应当建立以预防算法风险为基础、以多方共同参与为特征、以保障学生权益为根本的法律规制体系,通过算法的法治化治理,确保算法技术始终服务于教育公平的需要。
摘 要: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教育治理的背景下,教育推断数据作为数字权力在教育领域的具体投射,正重塑传统教育权力运作逻辑,现行法律难以充分回应其规范诉求。为此,引入数字权力理论,将治理重心从“信息保护”转向“权力约束”,以公益性原则、学生发展权与教育平等权为价值锚定,并借鉴信义义务理论将学校定位为数据受托人,在现行合法性框架之上叠加忠实与审慎义务约束。制度层面应采取四项进路,即对合法性基础进行公法化重构与比例原则审查,将信义义务转化为场景化行为标准,以“双层特殊构造”框架分层配置学生权利,以及通过校内申诉、行政监管、公益诉讼与举证责任倒置,突破传统侵权救济的局限。
摘 要:教育法典的编纂,为教育数字权利的规范确认提供了重要的立法契机。教育数字权利应定位为“教育场域中的受教育参与权”,在反算法画像、有限拒绝、特殊删除等方面具有独立的规范内涵。目前,教育数字权利所涉主要风险呈现为由表及里的三个层级:前提层的接入鸿沟与数字弱者风险,交互层的数据采集边界与安全风险,以及认知层的算法黑箱与学习者主体性消解风险。在内部规范表达上,总则层面应确立数字普惠原则、数据最小化与目的限制原则、算法透明与人工干预原则作为基本价值指引;分则层面则应构建数字教育普惠、教育数据保护与教育算法审查三大核心制度。在外部规范衔接上,须确保与未成年人保护的年龄梯度衔接,与数据信息保护的特殊规则衔接,以及与民事及刑事规范的责任衔接,从而为教育法典中教育数字权利的完整保障提供系统支撑。
摘 要:新时代大学课程肩负着推动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历史使命。大学课程本质上是师生的学术生活。学术生活有其内在规定性,大学课程应回归学术生活。大学师生学术生活的核心内容是以学习与发现“高深学问”为目的的学术探究。大学课程应回到学术探究“事情本身”,让学生“经历”与“体验”前辈探索者的心路历程,领悟学术探究范式。针对当前我国大学课程主体性缺失、文化性缺失和交往实践性缺失,新时代大学课程要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激发与保护他们的学术探究冲动;要“回到事情本身”,让大学生把握“高深学问”的要义及范式;要通过大学生“做学问”与开展学术交往实践,提升他们的学术探究能力与学术交往实践能力。
摘 要:培养创新人才是学校教育的当代使命与战略任务。政策文本和许多理论研究将学校改革的目标表述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但是,在严谨的学理意义上,学校应聚力全方位地培养“创新人才”,而非“拔尖创新人才”或“拔尖人才”。传统的学校教育难以培养创新人才,其深层结构、运行逻辑与实践模式与创新素养的生成存在系统性、本质性冲突,具体表现为日常的教育教学模式、学科知识与逻辑思维的性质与特征、标准化考试、“学校闭环”式的师资队伍均与创新人才以及创新素养的培育不兼容。为了有效担负培养创新人才的重任,学校教育必须进行系统性变革,基本路径包括在日常教育教学中融入创新教育的元素,构建多元、异质的课程体系和凸显真实问题、包容创新的教学模式,超越目标导向的教学评价模式,通过面向社会招聘教师等措施来打造具备较高创新素养的师资队伍。
摘 要:教师德育能力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宏观理念走向日常实践的关键一环。教师德育能力是教师在日常教育生活中有机整合道德认知、价值判断、情感回应与行动策略,促进学生道德成长的综合性实践能力。其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智慧。基于教育活动的关系性本质,教师德育能力呈现为“基础层—实践层—元能力层”的立体结构,包括道德示范、价值引导、情感培育、行为指导、协同育人与德育反思等六项核心能力。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技术理性遮蔽德育本体价值,学校管理的绩效逻辑宰治德育实践,制度规训下教师育人之责失守等。培育教师德育能力,既是回归育人本位、弥合教书与育人割裂的必然要求,也是活化师德内涵、滋养教师幸福的关键路径。培育教师德育能力需要重构价值理念,为其注入意义根基;优化制度生态,为其提供环境支撑;激活主体自觉,为其生成内生动力。
摘 要:深受新公共管理范式影响的高校科研评价,因过度追求工具理性而陷入困境,表现为市场化导向侵蚀了科研的公共属性与知识价值的多元化,绩效化导向遮蔽了科研的过程属性与隐性知识价值,竞争化导向消解了科研的协作生态与资源分配公平向度。大科学时代,社会对科研的期许,超越了单纯的经济绩效,更关注科研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的公共价值。为此,高校科研评价亟须实现公共价值转向。在评价维度上,从经济价值转向公共价值谱系;在评价过程上,从绩效管控转向动态治理;在评价主体上,从单一主导转向价值共创。其实践路径应明晰科研公共价值的情境化诠释,设计动态开放的多维评价体系以及构建多元参与的评价协同机制。
摘 要:“内卷”作为学业竞争的符号化表达,映现着大学生群体竞争策略的区隔与社交格局的分化。研究立足社会关系理论,基于某地方高校田野调查,勾勒出大学生学业内卷的差序圈层图景。工具理性主导的学业评价体系借由制度规束、价值规训,与大学生日常关系实践共谋,持续再造着内卷秩序。学生以符号资本为媒介,在亲疏有别的关系网络中达成资源交换与身份确证:核心圈学生借由闭合网络的同质聚合以及面子工夫深陷绩点竞赛之中;边缘圈学生依托弱关系网络联结异质资源,通过意义重构尝试突围,却囿于较高合作成本与新型绩效标准,反而被制度收编,加剧内卷再生产。破解困局需重构互惠的竞争伦理,激活学生主体创造性,推动教育实践从选拔逻辑回归育人本位。
摘 要: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是促进学生全面成长的重要基础,高中阶段形成的学习投入模式可能对其大学阶段发展产生持续影响。本文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究高中学习投入模式的跨学段延续性及其对大学新生社会情感能力表现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中学习投入模式呈现出多元结构特征,除高、中、低水平群体外,还包括具有独特结构性特征的“独立型”群体;不同类型群体在大学阶段的投入特征呈现出延续性,且伴随社会情感能力的显著分层。此外,大学教育经历对新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作用兼具群体共性与异质性,大学校风学风、多元文化环境和实践活动参与对不同群体均具有促进作用,而生生互动、生师互动则呈现出差异化甚至相反的预测效应。因此,高中应重视学生全面且高水平的学习投入,大学应依据新生前置学习特征建立分类支持体系,以完善跨学段协同机制,共同促进学生社会情感能力的连续性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