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础教育学制是基础教育的制度基石,其政策演进深刻影响着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与质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学制改革先后经历了以五年一贯制推进与叫停为主要特征的学制初探期(1949—1955年),以大规模、长周期、多样化学制试验为主要特征的学制多变期(1956—1976年),以学制年限调整与“五四”制实验推进为主要特征的学制重建期(1977—2000年),以“六三三”学制确立与纵横联通学制探索为主要特征的学制深化期(2001年至今)。基础教育学制支撑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基础教育学制改革政策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学制改革政策试验骤减、影响学制改革的内外部因素评估不足、学制改革政策循证决策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为此,根据当前国家重大战略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需要,应基于政策工具组合优化增强学制改革政策合力,基于年限、结构、管理等多点试验探索兼具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弹性学制政策,基于内外统筹构建学制改革政策落地深化的支持系统,基于“U-G-R-S”协同构建设计、实施、评估一体化的学制改革政策专业支持。
主持人语: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高校数量、类型和服务面向更加多样,如何形成与国家创新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和人才成长需求相适应的分类格局,成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亟待回应的问题。《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本专题组织了三篇文章:、从我国高校分类体系的历史演变入手,
摘 要: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战略格局中,新型研究型大学作为面向国家需求、面向未来发展、驱动多链融合的关键变量,在服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型研究型大学通过组织网络化嵌入、人才循环式联动、知识场景化耦合与资源赋能型配置等机制形塑其与产业体系的互动关系,将自身组织、人才、知识与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结构性创新潜能。为充分释放这一潜能,新型研究型大学须在分类发展中经由知识创新导向的评价体系改革、教师—学生双元驱动的复合型人才引育机制、政府协同的制度化政策创新等路径实现突围。
摘 要:应用型高校对接产业链与应用链,体现了其类型定位在知识组织、专业结构、培养过程和组织机制中的具体要求。产业链呈现产业分工、关键技术环节和能力需求,为专业体系、资源配置和科研服务调整提供结构参照;应用链呈现技术、产品或服务方案落地、验证和迭代的过程,要求课程、实践和评价围绕真实问题解决过程重组,并带动教师能力和应用研究方式调整。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需要围绕产业领域调整专业体系,以真实任务贯通培养过程,优化具有产业实践经验的师资能力结构,提升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并通过实体化协同机制明确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责任分工、资源投入与评价规则。
摘 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必然。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主阵地、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和人才集聚地,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须优化教育供应链,适配科技和人才需求,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布局、重塑育人方式、厚植育人文化,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融合科技链,促进教育和人才双向互嵌,将支持全面创新的需求转化为科技研究任务,以任务驱动学科创新,并借由学科创新孕育各类高层次人才,抓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强化人才链,引领教育科技持续创新,构筑教育科技人才集聚高地,培养用好青年科技人才,坚持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巩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一体构建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新格局,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摘 要: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是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处理好的五大关系之一。研究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三个维度阐述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理论逻辑维度,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彰显教育的战略属性与人民属性的辩证统一。在历史逻辑维度,教育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尤其在近代体现其与国家发展历史进程的动态调适与深度耦合。在实践逻辑维度,教育强国建设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观念的改革方法论。问题导向聚焦教育的现实痛点,系统观念旨在防止教育改革碎片化。三个逻辑相统一对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摘 要:“以考代育”是大批非师范院校毕业生进入教师职业的途径。它有助于突破单一师范培养体系,拓宽优质师资来源,但却存在制度性困境,如带来教师职业化与专业化发展不同步的隐性矛盾,证书主义主导下“资格化”对“主体化”造成侵袭,无序竞争加剧教师教育中“师范性”与“学术性”相对立的传统误解。超越“以考代育”需要职前教师培养的专业化复归:提升教师教育的生源质量,聚焦拔尖培养;重塑教师的专业认同,激发内在动力;健全转行从教的准入机制,保障教师队伍整体质量。
摘 要:第四次工业革命驱动着工作时代向后工作时代转型。在此时代际遇下,将工作作为人类实现其存在意义核心路径的“工作神话”面临破灭;工作世界的大门永远向教育打开、教育可为工作世界输送人才的“教育臆想”与后工作时代的现实罅隙日益加剧。随着重复性与程序化的传统工作走向终结、自由时间增加引发的认知盈余作用的凸显、以实现本我意义为内核的劳动虚拟价值的彰显,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全新的“后工作”时代图景正在浮现。身处后工作时代前夜,传统教育契约的“失约”危机、闲暇教育的“无力”隐疾、虚假“道德义务”导致的“学已无己”风险,成为现代教育在时代变迁过渡期亟须慎思的现实隐忧。在由教育稀缺向工作稀缺跨越的时代,唯有以博雅教育重构教育契约、以闲暇教育重启教育活力、以意义教育重见教育自我,方能使人在物质条件趋于饱和的后工作时代,以一种稀缺性样态持久地存在于已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工作世界,以人之为人的独特性打破现代人对未来的恐惧与忧思。
编者按: , 大学特聘教授、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曾任大学副校长, 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院校质量保障联盟名誉理事长等职。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管理、大学历史与文化, 出版《什么是好大学》《大学转型沉思录》等专著, 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主持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重点课题,
摘 要:教育分流关乎教育公平与效率,是否延迟中考分流成为当前社会和学术界争议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准实验研究设计,以中职生源和普高生源两类高职毕业生的教育路径分别表征中考分流和延迟分流两种情况,分析教育分流时机对教育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分流时机对学习成效和毕业成效均有显著影响,中考分流对于技能、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和就业更为有利,而延迟分流对于学习成绩和升学更为有利,并且教育分流时机通过学习成效对毕业成效产生中介效应。进一步反事实分析表明,教育分流路径的调整会带来个体毕业成效的改善。制定教育分流政策时,应坚持中考分流,采取柔性的科学分流机制,深化职普融通,整体提升受教育者的教育成效。
摘 要:企业师傅是保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育人顺利实施的关键师资人员。本研究利用江浙沪地区444家企业中661位师傅的调查数据,对其参与校企合作的决策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师傅内在决策路径中,其个体动因对参与收益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师傅参与行为在此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师傅参与收益也会反向促进其参与行为的发生和个体动因的增强。在外部作用路径中,校企组织层面,组织动因对师傅个体动因具有促进作用;学生个体层面,学生行为表现对师傅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师徒互动关系在此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基于此,建议规范师傅行为职责,增强职业发展收益,激发内在参与动力;构筑共同愿景,提供组织情感支持,增强师傅认同感;强化学生身份认知,建立调解机制,深化师徒信任关系;搭建师傅数字资源平台,可视化工作成果,提升合作育人效率。
摘 要: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教育体系,在重塑教育形态与权利结构的同时,给教育数字权利的实现带来风险与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数字权利纳入全球议程,形成以人权本位、数字人文导向与公平包容原则为核心的保障理念。在此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取了以制度规制、普惠供给、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推进策略,即通过规则体系完善数字权利风险治理机制,通过数字基础设施与开放资源体系促进教育资源公平共享,通过数字素养提升增强教育主体的权利意识与能动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践,为我国构建教育数字权利保障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