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从“四个坚持”到“中国—中亚精神”,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不断升华。合作领域持续拓展并日益多元化。中国将继续积极推动与中亚各国在绿色投资、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农业、绿色金融、绿色发展标准等方面的合作, 促进中国与中亚合作向“绿”而行。同时,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科技合作将继续深化, 促进中国与中亚合作向“新”而行。通过向“绿”向“新”, 弘扬“互尊、互信、互利、互助,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促进互利共赢, 合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持续拓展中国—中亚多元化经济合作模式。
摘 要: 马克思关于货币供给问题的认识对我国当前扩大内需过程中的货币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关于货币供给的问题上,经济史中存在着内生货币论与外生货币论的分歧。现代西方国家长期在外生货币论的基础上制定货币政策,但遭遇了一系列实践困境。马克思对货币供给问题的认识则体现为内生决定、外生补充的思路,尽管其肯定了纸币时代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进行管理的必要性,但依然坚持货币供给由内生经济活动决定的基本观点。从当下来看,虽然中国目前实行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如若不能对社会再生产起到显著推动作用,超发的货币同样很难转化为实际的社会需求,因此,必须坚持将供给侧改革而非货币规模作为扩大内需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摘 要: 以唯物史观的理论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 可以发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根源于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既表现为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引发的收入分配扭曲与经济循环受阻, 也体现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地位, 同时还受到技术进步二重性效应与大国博弈下外部环境变化的复合影响。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原理进行分析, 这些困境本质上反映了生产关系特定环节已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时代要求。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完善生产关系的关键路径, 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为生产力发展开辟新的空间。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涵盖多个维度: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为改革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 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跃升, 协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以畅通经济循环; 依法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升调控效能; 统筹发展与安全,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摘 要: 情感能量是构成教师专业身份认同与持续发展的精神内核,也是塑造学生健全人格、促进深度学习的核心力量。它不仅能有效缓解制度的强制性约束给教师带来的压抑感和拘谨感,而且能通过增加教育过程的情感含量,丰盈学生的情感体验,促进情感教育共同体的形成。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重构了“人与技术”的互动仪式,在促进教育发展的同时,导致教育中出现了教师情感意识低迷、身份认同危机、情感共振断裂及情感增能阻滞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活动不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互动仪式链,而是一种体现生命关怀、为了生命发展的情感互动际遇链。我们需要通过创设虚实融合的教育情境,夯实真实互动与情感链接的根基;彰显教师不可替代的专业价值,激发内在的职业尊严与育人使命感;理性应对智能时代焦点分散的挑战,引导教师凝心聚力于育人之本;构建良性的“投入—回报”循环机制,促进教师形成相互滋养、彼此支撑的情感共同体等途径,确保教师在人工智能时代始终坚守育人温度。
摘 要: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学位论文中广泛使用,但其本质是基于概率的统计语言模型,不同于学术研究和训练,助长了学术不端,严重损害了学术诚信。在现行规范框架内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认定为学术不端仍存现实困难,而现有的法治方案实施也存在难以回避的障碍,人工智能检测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规避,人工智能数字水印尚难法律强制,要求主动引注不合规范逻辑。目前我国高校主要使用增加评价节点的方式应对人工智能冲击,基于过程性评价的制度逻辑,更应加强阶段评价之间的联系,整合多主体评价,侧重评价研究行为。加强对学位论文的过程性评价法治化的具体措施包括:将阶段性答辩与评审结果纳入学位论文最终评价;利用写作环境监测全面收集学位论文过程性数据;审查基础性文献与原始数据,构建学位论文过程性文本体系。
摘 要: 大模型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泛渗透, 正深刻重构着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的传统格局与实践样态。技术赋能在显著提升法律运行效率的同时, 亦对既有法律知识生产方式与法律职业实践逻辑构成根本性挑战。面对此变革, 厘清人类主体与人工智能在法律活动中的功能边界成为应对挑战的关键所在。人具有价值主体性和工具价值的双重属性。涉及价值判断、规范解释与制度创新的“价值性”法律事务, 因其内在的伦理维度与创造性要求, 相关活动使人具有不可替代性; 重复性、程式化的“工具性”任务则因其可标准化和流程化特征, 将被人工智能系统替代。因此, 法学研究亟须转向以价值建构与理论创新为重心, 法学教育应实现从知识灌输向批判性思维、伦理判断、价值创设与综合实践能力培养的范式转型。推动法学研究、法学教育与法律实践的深度融合, 构建人机分工协同演化的社会化法律知识工程的一体化平台, 将成为实现智能时代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转型升级的核心理念和有效路径。
摘 要: 张家山汉简《秩律》显示, 吕后初年的汾阴县归属内史管辖。西汉国家政治地理构造有“关中”与“关外”的区隔, 两者政治地位截然不同, 政区划分界限分明, 绝无“关中郡”管辖“关外县”的情况。汉初以南北流向的黄河作为关中、关外的分界, 同时也是内史的东界。吕后初年汾阴县隶属内史, 这种现象应与禹门口以下黄河干流周期性东西摆动有关。战国至汉初的汾阴县设置于黄河东岸。汉高帝、惠帝之际, 黄河干流东徙, 摆动至汾阴县以东, 故汾阴改属内史。此后受黄河冲刷侧蚀, 汾阴县难以存续, 南迁至今万荣县庙前村一带。战国至西汉初年的汾阴县旧址则受黄河侵蚀塌陷于河中。
摘 要: 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提及的“新安”,往往主要代指徽州。如今,在徽州之外重提“新安”,确切地说应当是指新安江流域,其范围包括上游的徽州,中游的淳安、遂安,以及下游的建德等地。文章聚焦2024年出版的《新安文书与谱牒》,较为细致地梳理这批来自黄山市(即新安江上游)的文献之类别,指出该书所收录的各类民间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千岛湖水库建设而导致的淳安、遂安等县历史文献匮乏的史料缺憾,为深入研究新安江流域的社会经济、人口流动和日常生活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该文献资料集之刊布,不仅为徽学、浙西区域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对进一步探讨传统中国区域整合、地方社会运作逻辑以及文化认同建构过程等,也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摘 要: 微短剧坐拥海量受众, 已然成为新大众文艺的标杆业态。在行业治理与数字化赋能双重驱动下, 该领域告别粗放式发展, 迈向精品化征程, 创作范式实现系统性重构, 并牢牢恪守文艺人民性的价值本位。文章从叙事建构、人物形塑、创作主体、视听语汇四个维度, 阐释其人民性的外在样态与深层含意: 作品延展叙事疆域, 聚焦民生图景与社会议题, 精准回应大众精神文化诉求; 文艺生产格局完成迭代, 彰显全民共建共享的创作理念; 竖屏视听体系深度适配移动传播语境, 推动文艺形态深度嵌入大众日常生活。微短剧赓续人民文艺精神谱系, 对“人民性”作出与时俱进的创新诠释, 既构筑起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能, 也为新时代大众文艺的创新演进、价值传导与文化建构, 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实践范式。
摘 要: 竖屏微短剧作为“网感”时代高度契合碎片化消费的新型媒介形态, 已成为当下最流行的视听消遣方式。文章系统剖析了竖屏微短剧的审美特征、美学缺陷与文化风险, 并探讨了其价值升维的进路。研究指出, 在审美范型上, 竖屏微短剧形成了以“爆点驱动”和高频反转为核心的叙事机制、以“个体聚焦与信息直述”为主的视听策略, 旨在为受众提供即时的欲望投射与情感代偿。然而, 在流量变现逻辑的驱使下, 微短剧深陷美学降维与文化隐忧: 叙事上奉行“情绪优先”与速率挤压, 导致情节逻辑消解与结构失衡; 制作上存在同质化与粗疏倾向; 文化层面则引发历史真实消失、感知记忆退化、“拟真成瘾”等问题。为引导竖屏微短剧走出“流量迷途”, 文章提出官方政策引导、创作者自律与评价机制革新三个维度的升维路径, 旨在为竖屏微短剧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效合一”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引。
摘 要: 网络微短剧是中国网络文艺的新兴形态, 近五年凭借快节奏、强冲突、多反转的叙事特征, 成为数字文化出海的重要增长点。文章以 ReelShort、DramaBox 等海外头部平台为研究案例, 系统分析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动力机制、市场格局与优化路径。首先, 微短剧海外走红源于多重机制的共同作用: 碎片化叙事契合全球注意力消费趋势; 本土化策略提升观看意愿、用户忠诚度和品牌信任; 网络文学 IP 储备与算法推荐降低试错成本并提升分发效率; 情感共通实现价值传递并依托数字付费体系实现商业闭环。其次, 当前出海市场呈现双寡头引领、多平台竞逐的梯队化格局, 海外市场也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格局: 北美主导收入, 东南亚领跑下载量, 拉美与中东快速崛起成为战略增量市场。然而, 微短剧的海外传播亦面临内容同质化、本土化成本高、文化转译困境、流量成本攀升、监管不确定性及生态脆弱的结构性挑战。最后, 从内容创新、产业协同、文化适配、平台治理、行业自律互助与政策保障等维度提出优化策略, 以期为中国微短剧的出海从现象级流行转为可持续的生态输出提供学理参考。
摘 要: 为在心理学层面探讨时下网络热词“内卷”, 提出了内卷感知的概念。通过理论分析并结合开放式问卷调查, 编制了内卷感知的内涵词表与初始问卷。进一步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n=346)和验证性因素分析(n=501)探究了内卷感知的心理结构, 并检验了其与多项心理健康指标(生活满意度、失眠严重程度、抑郁、焦虑、压力及自我关怀)的相关关系。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内卷感知的心理结构分为“无力感”“无意义感”“无自主感”三个维度;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 内卷感知水平越高的个体, 其生活满意度越低, 失眠严重程度越高, 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越高, 自我关怀水平越低;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 内卷感知水平的升高可能通过自我关怀水平的降低对抑郁、焦虑和压力的升高产生影响。
摘 要: 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 构建金融企业参与高等教育慈善活动的分析模型, 该模型涵盖慈善驱动、供给手段、慈善金融的优劣势、政府支持及慈善组织改进几个主范畴。研究发现, 金融企业开展相关活动的动因可归纳为自身内在因素、外部环境影响与预期收益获取三方面; 其供给手段主要分为直接资金资助与技术服务。当前金融企业参与高等教育慈善活动兼具显著优势: 慈善信托已形成核心竞争力, 各细分金融领域可依托自身特色开发适配的慈善金融产品, 同时面临制度约束、部分产品设计存在局限等现实短板。研究提出如下优化路径: 短期重点发展慈善信托与慈善助学贷款, 選选稳健型金融机构管理高校基金会资产, 推动民政、金融、财税、教育等主管部门在权责范围内精准扶持, 建立跨部门协同统筹机制, 同步推动慈善组织向专业化、精细化分工方向升级, 补齐服务支撑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