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使命、根本方向与实践路径,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擘画了宏伟蓝图、提供了根本遵循。 十年栉风沐雨,十年守正创新。十年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深入学习贯彻“5·17”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肩负起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时代重任,在破除西方理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简称“5·17”重要讲话),强调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5·17”重要讲话揭开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第三次学术大转型的序幕,即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学术范式转向“以本土化(中国化)为纲”学术范式。①2026年,“5·17”重要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简称“5·17”重要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①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② “5·17”重要讲话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宪章。在这一重要讲话指引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鲜明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①法学作为治国理政之显学,其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直接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阐释力、实践指导力和国际影响力。过去十年,伴随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这为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十年来,学术界围绕“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组织了大量高层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产出了一大批体现创新性、富有原创性的优秀成果。学术界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已经逐步从前些年比较宏观、总体性、原则性、浅表性的探讨,深入具体学科的层次,进入了比较微观的、深层次的机理性探讨层面,可以说这方
摘 要: OpenClaw 不是简单的数字娱乐工具,而是以游戏化养成为核心的人机交互模式,它标志着一场深刻的技术物本体论跃迁,因此,传统的工具论或他者关系框架已不足以解释其本质。从现象学来看,OpenClaw 通过拟生命循环、成长叙事与情感绑定,将自身建构为用户眼中需要关怀与负责的羁绊性准他者。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来看,这一拟主体性体验是多元异质行动元(用户、算法、资本、话语)动态转译所构成的养成网络效应。OpenClaw 的本质就是海德格尔所揭示的现代技术座架在数字消费时代的温情变体,即温情座架。它以情感投入与游戏愉悦为诱饵,更隐蔽、更彻底地将用户的生命时间、注意力与社交关系促逼为可计算、可优化的数据持存物,从而在存在论层面重构了人—技关系,将人的存在本身更深地卷入资本主导的数据化生产循环之中。
摘 要: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文明,再到新兴的人工智能,生命与智能的演化展现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对时空统摄的持续扩张。生命起源于边界的设定,由此解耦出“自我”这一基本单元。生命体为追求在更广阔的时空领域中的感知、理解和行动自由,不断拓展其边界,人类的社会和科技活动均为这一趋势的具体体现。“为学日益”与“为道日损”构成了解读这一扩张过程的二元框架:“为学日益”是通过知识与工具的积累来扩展时空统摄的广度;“为道日损”则是剥离表面现象,抵达更具普适性的本原,从而深化时空统摄的深度。物理学代表了人类在“为道日损”之路上所达到的巅峰,其理论的高度抽象性和可迁移性使其在可观测宇宙的尺度内保持高度一致性和有效性。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是“为学日益”的极致延伸,其核心机制是对人类既有知识的高效重构与计算。人工智能的能力受到其所依赖的人类认知成果以及宇宙基本物理规律的限制,因此其发展轨迹是可预期和可理解的。
摘 要: 依托互联网新媒介诞生的新大众文艺是新时代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话题, 有关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都引发了现象级讨论。新大众文艺之“新”, 不仅新在受众、文艺与媒介三者之间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 还新在“大众”概念本身——传统大众向“消费大众”转变。这使得大众文艺中的“新”外显于诸多的特征属性: 除了具有传统大众文艺的人民性、大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等基础属性外, 还具有鲜明的都市性和数智性。从大众文艺诞生背景、发展流变乃至新大众文艺创作本身的题材类型、创作主体和审美范式等多层面的转向来看, 都市生活的底层经验与个体情感表达正逐渐成为新大众文艺文化建构的主体, 都市空间正显现为新大众文艺话语建构的主要空间场域, 都市文化叙事也成为新大众文艺底层创作的叙事核心, 这些要素的交织与并存共同完成了新大众文艺对中国新时代都市文化的底层构建。
摘 要: 长篇科幻小说《蜂群城市》中的“蜂群城市”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城市, 而是想象人类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新材料等科学技术, 为应对和防御“高维文明”对以上海为代表的世界各大城市发起的攻击, 发明和构筑出的一种能在空中飞行的城市。这种靠房子与房子的拼贴组合而出现的高配置飞行城市, 可以出现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甚至可以带着人类驻扎到太空, 每个房子都拥有独立生活、工作、娱乐和种植等功能。但是, 小说中随着地球上“蜂群城市”和太空中“蜂环城市”的毁灭, 又预示了另一个事实, 高科技可以改变甚至拯救人类的生存境遇, 却改变不了人性中的贪婪与自私。这或许提醒人们, 当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浪潮汹涌而来时, 人类应该对此拥有一份警觉。
摘 要: 国产战争电影是地方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叙事文本, 其中的城市边界意象是地方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途径。文章选择国产战争电影为研究对象, 基于城市的空间生产分析地理、文化和社会三个维度的边界意象, 构建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的地方文化认同。研究发现: 以河流与国门为代表的地理边界意象分别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构建地方文化认知认同; 以长城与教堂为代表的文化边界意象分别进行地方文化情感认同的自我建构与他者建构; 以租界和会场为代表的社会边界意象分别在社会民生与社会秩序中构建地方文化行为认同。
摘 要: 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算法备案在监管实践中出现了与规范设定不一致的制度运行状态, 主要体现在大模型“双重备案”与“备案许可化”问题。前者指监管实践中出现大模型“算法备案”和“服务备案”并存的现象, 并且两者都缺失合法性依据。后者指原本被设定为“告知性备案”的算法备案制度, 在大模型监管实践中异化为行政许可制度。面对这两个问题, 应当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的高位阶立法, 重塑大模型算法备案的分类监管标准, 并重构大模型算法备案的制度结构体系, 以实现大模型算法备案的法治优化。
摘 要: 作为继承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遗产管理制度在遗产保管、遗产清算以及保护债权人利益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科技对社会生活的重塑, 遗产呈现出“遗产数字化”以及“数字产品遗产化”两种趋势, 进而演变成数字遗产。数字遗产因构成要素的特殊性、参与主体的多样性、数据隐私的重要性等, 导致传统遗产管理制度在数字遗产管理领域面临阻碍。应运用法律技术手段对现有制度进行解构, 通过法律解释等方式克服其中的障碍, 推动国际合作, 并借鉴立法先行的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经验。在平台层面, 应出台统一的行业自律条款, 并修改服务协议。在数据主权博弈的背景下, 应加强对贸易、投资目的地地缘政治风险和社会环境风险的监测, 积极开展事后救济预案的制定工作。此外, 还应重视并加强对数字遗产中有关逝者隐私及知识产权的保护。
摘 要: 当今元宇宙刑法学理中,除存在包括数字权益在内的新兴法益保护力度不足问题外,还存在当下刑法典的安定性与元宇宙网络犯罪修法的庞大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应从修正理想主义法典观的角度出发,采用解法典化、再法典化、再解法典化、再再法典化这一螺旋上升、曲折前进的立法模式来应对。而作为践行修正理想主义法典观的实践第一步,便是对刑法典进行解法典化。结合元宇宙网络犯罪的思想实验,在否定传统法典观并对修正理想主义法典观进行法理重释的基础上,该研究构建了单行刑法《关于元宇宙网络犯罪的认定与处罚法案》。该法案旨在从元宇宙网络犯罪的法律适用、类型性构成要件、具体性罪名罪数这三条最佳实践路径入手,推进刑法典的解法典化,进而实现“重点领域试点先行、其他领域齐头并进”的最终立法效果。
摘 要:“推普”的一个未及注意的政策效果在于动员了地方语言行动者的能动性。能动性既表现为共享使用普通话的意向,也体现为从方言和普通话中创造出第三种系统性变体,即“固化的地方普通话”。它既吸收了地方口语特色,也保留了普通话的框架,形成一种兼具本土性与通用性的语言变体。意向和能力构成语言行动者能动性的主要内容。从“推普”的政策效果看,语言的交际分工及生态意识是中国地方语言行动者创造的新的能动性内涵。中国地方语言行动者的能动性可以概括为改变语言生态,由二(方言和普通话)生三(方言、普通话、固化的地方普通话)的创造力。这是“推普”不可忽视的语言政策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中文教育促进了普通话的广泛传播,体现了“推普”的境外效应。
摘 要: 政策释能是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也是构建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体系的重要抓手。国际中文教育政策历经70余年在守正创新中已初步建立了广覆盖、多层次、强有力的政策体系,但存在政策执行不充分等问题,须与时俱进,彰显政策的能动性价值,以内驱提质增效、外优环境要素。国际中文教育政策的能动性主要表现在需求取向的韧性稳定、问题导向的弹性修正、全球向度的开放治理等。政策能动性的价值承载了不同层次主体对政策的诉求,包括对国家、政府、社会的元价值和对高校、机构等的工具性价值,以及对社会个体实践的发展性价值。解读国际中文教育政策能动性的价值,旨在充分发挥其引导性和影响力,探索最具效率的优化方略,强调:政策议程设置从“回应性”到“前瞻性”;政策参与突出民主取向,激发多元主体实践;聚焦政策主体身份特征,关注差别化支持等。
摘 要: 日本自近代以来积极学习并模仿西方, 结果导致其成为“西方的日本”而丧失了主体性。因此, 历史上曾有许多日本人为寻求“亚洲的日本”并发掘亚洲的普遍价值, 进行过多种反思与探索。室伏高信作为其中一员, 以解构“文明/文化”的西方中心范式为起点, 批判明治维新后日本因盲目移植西方制度导致的传统断裂与主体迷失, 主张回归东方文化内核, 即: 以自然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取代机械的国家建构, 以灵魂自由对抗物质与精神的异化, 以宗教超越性消解科学霸权。在此基础上, 其主张将“王道”与“大同”确立为亚洲普遍价值。室伏高信构建超越东西对立之文明共生范式的探索, 若加以正确理解和阐释, 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为理解近代日本思想界多元的亚洲认知提供参考案例, 亦可为全球化进程中关于主体性的反思提供思想资源。
摘 要: 二战期间,基于战前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和战争初期的交战国共识,一套保护敌国侨民的临时性国际机制得以形成。该机制的建立与运作,得益于交战国政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保护国等国际中间方,乃至敌侨自身组织的共同推动。此机制在二战期间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敌侨母国,拘禁国亦展现出通过此机制保护敌侨的意愿。此机制的有效性根植于一种“相互主义逻辑”:当交战双方都掌控大量敌侨时,要想保护敌方手中的己方侨民,就不得不善待己方手中的敌侨,而此机制能提供一套双方均认可的“操作指南”。然而,此机制在不同战场与战争阶段的实施效果参差不齐,被拘禁敌侨的权益屡遭侵害。以二战时期日本在华占领区所设的盟国侨民集中营为例,被拘禁其中的盟侨身心遭受严重创伤。除日本对机制的破坏与中国战况复杂等因素外,此机制自身的缺陷亦是重要原因。这些经验教训,在战后得到了部分反思与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