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投资于人”深度激活我们对社会进步过程中人的发展层次的想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投资于物”,仅仅是实现自我增殖的强制设定,无法体现“投资于人”的发展空间,故诸如古典经济学及其哲学的反思,都只是在资本框架内的论证或批判。只有在社会主义事业开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向度时,“投资于人”才能真正被纳入人的自由发展路径。换言之,“投资于物”锚定的是财富积累与生产力提高的物质向度;而“投资于人”才真正将人的发展纳入文明解放通道,由此彰显出具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中国方案。
摘 要: 同“投资于物”相比,“投资于人”是一个新近出场的概念和命题,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既有一定的区别,也存在密切的联系。科学把握投资于人的丰富内涵,需要明确向谁投资、投以何物、多长周期、多广范围等基本问题,这也是“投资于人”的主要意涵之所在。同时,“投资于人”的概念生成与话语出场,有着充分的逻辑依据,包括特定的理论基础、历史底蕴、现实依据、民生考量、人口背景等。投资于人不仅是一种科学的价值理念,也是一种鲜明的行动导向,它意味着新时代思想认知的深刻性变革、投资结构的整体性迭代、价值尺度的纵深性拓展、发展方式的创新性转向。推动投资于人付诸实践、取得实效,需要正确处理好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关系以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关系等。
摘 要:“投资于人”是立足投资于物提出的新的投资理论,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是现实的个人,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为起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对劳动主体的物化逻辑,建构了服务人的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理解和阐释投资于人提供了理论基点。维系资本增殖逻辑是资本主义投资的根本目的,其福利社会“对人投资”的本质是平衡资本积累和人的发展困境的阶段性历史探索。与资本主义“对人投资”的本质不同,“投资于人”是探索从投资于物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战略擘画,其在横向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对人投资”的系统超越,在纵向上为人类经济贡献了超越资本中心逻辑的投资理论范式。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改变着公共决策的方式, 推动着决策模式从线性向网络化转变。基于复杂系统理论, 可以构建一个由 AI 驱动的网络化决策模型。这个模型表明, 人工智能带来的不只是决策工具的革新, 它会重塑决策的认知基础: 决策不再追求确定性的预测, 而是构建可能性的空间; 不是静态地优化, 而是动态地适应; 不是单一理性的判断, 而是分布式智能的融合。研究发现, AI 能通过预测性分析让人们重新认识风险, 用多情景模拟拓宽政策评估的范围, 还能通过人机混合决策实现认知上的互补。
摘 要: 碳普惠制度的跨区域协调是当前推动“双碳”目标达成的关键点,同时也是难点。在“双碳”目标下,推动碳普惠制度跨区域协调有三个核心要求:一是保障碳普惠过程中核证减排量核准的精确性、安全性;二是提高碳排放的跨地域协调交易效率;三是完善跨区域碳普惠行为的监管体系。数字化技术的综合运用有助于消除传统碳排放核证的信息隐患及核准偏差,缓解碳市场区域分割严重且缺乏统一性的问题,弥补传统中心化碳普惠监管模式的天然缺陷。在具体的技术应用层面上,区块链、大数据、智能合约技术可在不同程度上为碳普惠制度的跨区域协调提供数字化赋能:分布式账本技术赋能跨区域碳数据核证方式,智能合约技术提升跨区域碳普惠交易效率,去中心化技术改善跨区域碳普惠监管系统。数字化赋能碳普惠制度跨区域协调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与经验。
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法律规制的结构性变革,传统规制体系难以回应多元人工智能应用侵权责任问题。从类型化视角出发,基于分级分类的研究方法,传统基于人工智能智阶或风险等级的人工智能应用分类难以解释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导致的侵权责任问题,而以“可解释”为核心的责任治理体系不能充分解决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需要由以“可解释”为核心逐步转向以“可控制”为核心的责任治理架构。基于“获利与责任对等”原则,设立侵权责任共担的获利技术协作体标准,并明确责任分担的具体计算方法,可以探寻同一获利技术协作体各成员主体责任与现行侵权责任体系的衔接路径。
摘 要: 文章从媒介考古学和媒介发展史的角度,梳理麦克卢汉媒介爆炸理论中文明爆炸的思路框架:以语言文字为代表的印刷文明引起的是核裂变,以电影数字为代表的新印刷文明引起的是核聚变;四种媒介大体上经历了部落化、脱部落化和再部落化三个阶段。同时尝试从这种梳理中来观察和预期当前迅猛发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和短视频的发展态势: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加持下的电影极有可能成为像语言那样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媒介,成为一种人类最理想和神话般的语言,但是,必须重新发现、再次确认、正视并解决在那些令人瞩目的憧憬和努力中隐藏着的一个长期被忽视或有意遮蔽的盲点,即电影影像的系统建设问题。
摘 要: 中国网络微短剧已进入转型升级的 3.0 时代, 行业体量稳步增长, 用户规模、市场规模、从业机构数量及内容供给量均创下新高, 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用户付费消费习惯也正在逐步形成。网络微短剧的内容生产正在向多元化、精品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流量驱动的弱化与价值导向的提高以及人工智能驱动下的范式革新, 均推动了网络微短剧在新时代的提质生产。但在转型升级过程中, 仍有内容创作良莠不齐、运营模式乱象频出、版权隐忧创意流失等困境, 需要多措并举, 寻求网络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破局路径, 包括尽快完善治理体系和市场规则、进一步加强内容创新、加大人才扶持力度等。
摘 要: 近年来,随着全球科技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科技领域的语言竞争与语言规划问题备受关注。现有研究尚未从国家层面的宏观视角分析科技领域的语言规划能动性问题。文章首先阐述开展语言规划能动性研究的意义,明确科技领域语言规划的能动性研究的内涵;然后探究国内外科技领域语言规划的能动性研究的议题;最后,基于语言规划理论,提出探究科技领域语言规划的能动性综合性研究框架,以期进一步推动国内科技领域语言规划研究,为相关规划部门的决策提供理论参考,助力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培育。
摘 要: 湘语涟源方言的名量词普遍可以起到代替系词的作用, 形成 CS(Copula Subject)+量词+CC(Copula Complement)的构式, 量词正处于语法化为系词的过程中, 同时量名结构保留谓语功能。否定词和数量名结构是量词代系词的限制条件, 当 CC 为量名结构时, 量词可以代替系词。除系词句以外, 量词代系词还可以用于疑问句中。这些句法表现可以证明量词已初具代系词的功能, 且在代系词时已能受副词修饰, 符合系词发展的一般规律, 可以将处在这类句法环境中的量词称作“类系词”。“类系词”还不具备相应的否定形式。量词代系词的动因主要涉及 CC 的属性、联系项原则与经济原则。普通话使用光杆 NP、涟源话使用量名结构充当 CC 都是基于汉语类指显赫的驱动, 在此基础上, 涟源方言的显赫范畴量名结构进一步促成了“类系词”的形成。
摘 要: 以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中心, 系统梳理战后以来关于“儒学近代性”问题的学术史脉络。丸山真男通过“传统思维方式分解”“近代日本思想前史”“西学接受”以及“普遍性”四种论证路径, 探讨了儒学在近世日本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可能具有的近代性意涵。这些研究虽影响深远, 却始终以西方近代性为潜在标尺, 未能真正将儒学置于与西方对等的理论视野中加以审视。在世界格局与学术语境已发生深刻变化的 21 世纪, 应当超越丸山近代主义范式的局限, 重新思考“儒学式近代”作为独立现代性类型的可能性, 推动儒学近代性问题研究的范式创新。这既是对丸山思想史学的批判性继承, 也为儒学近代性问题的未来探讨提供了理论参照与新的问题视野。
摘 要: 文章探讨了日本战后初期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关于民族主体重建的不同构想。他们从自身的理论与个人背景出发,构想了不同的主体观念,并为现代日本提出了多样化的民族主义理想。其中,以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提出君民一体的文化主体,认为这一主体可以通过对象征天皇制的护持来实现。以石母田正、远山茂树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民众中心的阶级主体,认为这一主体可以通过革命斗争来实现。以丸山真男、清水几太郎为代表的近代主义者提出理性自治的政治主体,认为这一主体可以通过民主主义来实现。文学评论家竹内好则将上述一切主体观视为外来之物而加以反对,提出追求主体这一行为本身最为重要,应在永久抵抗外来之物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主体性。民族主体的求索之路从保守主义的“民族是主体”走向了竹内好的“主体等于民族”。在思维方式逻辑展开的过程中,民族主体逐渐空洞化,民族主义及其背后的主体性建设问题仍是未完成的课题。
摘 要: 数智时代背景下,学生评价系统的学理重构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议题。文章围绕动态成长图谱评价系统展开学理建构。首先从概念解构入手,指出教育评价工具的本质属性决定其揭示教育真理的边界,动态成长图谱的提出标志着教育评价哲学从实体论向关系论的转向,且能通过时间轴纵向延伸与能力网横向关联,实现立体化教育叙事。其次,以“最近发展区”理论与建构主义学习观为支撑,夯实系统的教育理论根基。同时,依托认知科学的多尺度观测、非线性识别及生态效度原则,完善系统的科学逻辑。这种建构本质上是将教育评价从测量教育“存在”转向发现教育“生成”,推动评价从对学生过往的标签化裁定转向对其未来发展可能性的探寻,为数智时代的学生评价提供学理依据。
摘 要: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动能。基于我国 2011—2022 年 31 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 分别采用基准回归、中介检验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 从省级层面探讨数字经济赋能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 (1) 数字经济能显著降低教育基尼系数, 提升教育公平水平。其中, 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教育公平程度的提升明显, 而其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2) 通过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可知, 数字经济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机制存在非线性影响特征, 且只存在一个门槛。(3) 运用中介检验模型发现, 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是数字经济促进教育公平程度提升的中介机制。因此, 各地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创新开发数字平台, 积极贯通数字教育的公私合作, 以促进数字经济赋能教育公平, 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