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岭南,艳阳高照,草色浸染,一切生命都在繁盛生长。当这样鲜活的季节撞进案头的油墨纸页,新一期的《广西民族研究》也带着洋溢的生机,与学界各位同仁见面了。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这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战略任务。为此,这一期我们编发了5篇相关文章:刘春呈的《大家庭·一家亲·大
【摘 要】伴随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传统“家—国”秩序愈益契合现代政治文化。在持续发展中,以“中华民族大家庭”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发展出了以推进向内凝聚为线索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民族团结话语体系。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角,通过话语体系的全域应用,以“中华民族大家庭”形塑凝聚结构,使全民实现自觉发展、发展家—国秩序、生成拟血缘情感、共筑政治认同屋顶;以“中华民族一家亲”缔结凝聚情感,引领全民共创集体记忆、共建现代国家认同、共生内聚性情感、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引领凝聚方向,对全民进行情感型治理、建构整体性的中华民族叙事、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驱动全民一体化发展。整体来看,全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话语体系的规约下,愈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 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党的文献中有关民族工作的基本概念。当前,学术界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要么集中在理论层面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构性解读,要么集中在实践层面对如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路径探索,但关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概念的生成及其发展脉络缺乏历时性梳理和考察。运用概念史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孕育、生成及丰富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分析,可以更加深刻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话语创新,为新征程上更好地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参考。
【摘 要】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边疆学研究强调某一专业领域的相关知识,往往忽视了边疆知识内涵的丰富性,以及生产主体和生产时代的多样性。科学系统推进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遵循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基于中国边疆学知识生产主体、生产内容和生产过程的时空情境,新时代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以知识的实践性和超越性为核心,通过话语体系建构、学术体系创新和学科体系完善,融通历史和现实,推进知识体系建构的可持续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构建起更具解释力、穿透力和包容性的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
【摘 要】在数字技术重构全球传播生态的背景下,网络社交平台是对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外受众深刻认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关键渠道。网络社交平台以生活叙事、思想共鸣、价值认同,分别构建文化对话的数字公共领域、激活情感传播的文化记忆纽带、重塑文明对话的意义耦合体系,集中体现了其对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的作用机理。当前,推进技术赋能与交互创新的平台生态升级,打造精准适配与情感共振的分众化内容体系,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立体化传播框架,为网络社交平台对外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路径。本研究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传播场域,为网络社交平台兼顾本土特色与全球视野的传播策略提供实践方案,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在跨文化对话中实现认知重构与价值认同。
【摘 要】中华民族祭祀制度是历史上国家典章制度和治理实践的一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道德传承、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方面的具体表达。古代社会生活中的祭天地、祭人文始祖伏羲、祭华夏共祖炎帝黄帝、祭“君亲师”、祭先代帝王名臣、祭孔等祭祀制度,对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作出礼仪规范,不断强化各民族的华夏身份意识,并在精神文化层面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和发展。传统祭祀制度的意义在于其所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承载的中华文明根脉,它促进了各民族凝聚为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情感相亲的共同体。祭祀制度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当代改革祭祀礼仪、做好祭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展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国家公祭活动制度化发展,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地方立法,是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的重要环节、加强各领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途径,同时还能为全社会共同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行为范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地方立法主要通过宣示性表达、赋权性表达、倡导性表达、陈述性表达、责任性表达五种基本类型实现,仍存在专门立法不足、立法可操作性较弱、立法表达规范性不够的问题。为更好地通过立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加快完善相关专门立法,采取厘清地方立法权限和聚焦立法需求、规范术语使用的方法以增强条款可操作性,同时通过提升立法队伍的综合素养、提高立法技术以及合理利用智能化工具等举措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表达的规范性。
【摘 要】新质生产力既是各族人民遵从历史规律、发挥实践智慧、创新文明形态的重要成果,又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条件。新质生产力创新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力,蕴含独特的历史观、价值观与文明观。新质生产力创新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作用,依托于三个相互关联的支柱:历史推动力源于生产力自主创新、党的坚强领导与持续理论创新;实践支撑力植根于我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阶段的生产力变革;文明引领力来自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推进。厘清这“三力”的内在关联,对于剖析新质生产力创新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摘 要】作为仪式研究的重要维度,叙事为仪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框架。新时代国家仪式借助“共在”构建沉浸体验、“共忆”形成认知统一、“共情”达成情感聚合等叙事机制,引导中华儿女树立“五个共同”的正确历史认知和“四个与共”的深切情感认同,从而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摘 要】“五个相”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源与流,也是巩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以“五个相”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以相融的血脉夯实各民族共同历史根基、以相同的信念激发各民族共同内生动力、以相通的文化激活各民族共同文化基因、以相依的经济筑牢各民族共同物质基础、以相亲的情感夯实各民族共同人心基础。这一反映民族关系的五个维度为进一步加强中华各民族凝心聚力、和合共生提供价值引领。由此,在新的历史方位下,以“五个相”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要系牢各民族血脉纽带、强化各族人民“五个认同”、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推进各民族经济协调发展、加强各族人民情感依托,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根基、政治保障、文化支撑、经济基础以及情感联结,助力实现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
【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性基础工程,承载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少年先锋队是开展不同阶段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政治组织,共同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职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组织上的衔接是教育衔接的制度保障,也是促使青少年由感性认知走向理性信仰的必然逻辑。党团队一体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党团队一体化依靠高效组织协同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运行基础,依靠阶段性认知建构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目标内容,通过社会实践的多元融合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行转化。在具体实践中,党团队一体化需要整合多方力量、科学建立保障机制、丰富实践活动和营造育人氛围,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认识认同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自觉。
【摘 要】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其治理效能直接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用心、用情、用力”构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用心回应民生需求,用情培育文化认同,用力推动制度创新。基于“社会相互依赖理论”,三者体现资源协同、情感互信与行动互构的内在逻辑,推动共同体从物质基础、心理认同到行为实践的系统发展。当前,共同体建设在惠民性、凝聚力和实效性方面仍有不足。为此,应遵循用心、用情、用力的内涵,通过优化公共服务、加强文化互动和推进制度创新,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高质量建设。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在重塑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引发了“数据悬浮”“去语境化”及“算法黑箱”等认识论危机。为回应数智时代的挑战,本文重访1935年费孝通大瑶山调查这一方法论起点,探寻其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代价值。该调查实现了从“体质测量”到“社会深描”的范式转型,确立了基于主体间性的“合作田野”模式。理论上,它引入时间与社会生态视角,将西方功能主义改造为具本土解释力的“历史功能论”。通过“解剖麻雀”式的微观研究与长达半世纪的“重访”,化解了微观社区与宏观结构的张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供了动态生成的经验基础。其从“不介入”到“志在富民”的伦理转向,更确立了“学术反哺”的价值范式。本文认为,费孝通留下的具身性田野、整体论视野与文化自觉精神,是对当前技术还原论的有力回应。它启示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建构必须回归人的具体生活情境,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从实求知”中超越算法理性的局限。
【摘 要】下帅壮族瑶族乡地处粤桂交界地带,形成了壮语、粤语、普通话共存的语言生态,为探究多语和谐共生机制提供了独特样本。研究发现,该地区壮语、粤语与普通话在家庭内部、社会交往与教育行政三个语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功能互补格局,构成了当地多语共生的结构性基础;个体的多语能力可显著拓展其社会网络,并提升其中心性,而网络结构特征也可通过不同路径提升其语言能力,形成语言与网络的微观互动循环;宏观层面的政策引导、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则通过语言功能分配与社会网络形态,构建环境、语言、网络的宏观调节循环。研究提出个体与社会双循环交互模型,系统揭示多语共生不仅是语言功能的互补适配,更是社会网络结构性支撑与个体能动性实践共同作用的动态过程,为民族地区语言和谐与社会整合提供了兼具解释力与操作性的机制框架。
【摘 要】作为一种关系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关注人与物种、非生命体编织的意义世界,超越了以往以人为中心的“共同体”叙事,微观与多元视角下的物种叙事使得人类视野之外隐含的族群、人群与种群关系网络展露无遗,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显著的理论方法意义。首先,多物种民族志的叙事逻辑是关系性的、多元视角的,是描绘“共同体”关系网络的叙事,此为其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逻辑。其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历史进程中,隐含着由物种串联起来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脉络,此为其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根基。最后,多物种民族志可以通过厘清物种圈链整合各民族互惠互利的经济共同体、挖掘物种符号凝聚各民族记忆共同体、重塑物种伦理构建各民族和合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等多元路径,为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具象化、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摘 要】清朝乾隆时期,广西地区旱涝灾害频发,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边疆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对此,清廷采取了一套系统性的综合治理方案,在文化层面,清廷将民间自发的禳灾信仰纳入国家祀典,通过构建官方祠庙体系实现文化整合,增强了广西民众对统一国家的文化认同。在经济层面,清廷通过赈济稳定民生的同时,将国家权威深入基层,强化了以经济福祉为纽带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政治层面,以赈灾“审户”为契机,柔性落实“保甲”制度,建立了朝廷与边民的直接联系,从组织上夯实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根基。清廷统筹信仰、民生、政权三个维度的综合治理,在根本上增强了广西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为当代的边疆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示。
【摘 要】文章通过中国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破圈、破壁呈现的中华文化出海新范式,揭示其背后反映出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原因。文章分析了《哪吒2》的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传播效益等外在表征,重点揭示了其聚合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底蕴内核、焕发民族文化发展优势时代生机、实现AI技术与文化产业创新融合、赓续中华文脉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逻辑。最后提出民族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四个方面的策略路径,即筑牢中华文化基元解码根基、构建中华文化价值转译体系、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以“技”赋“文”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形成民族文化发展优势体系化论述,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摘 要】中国红色题材杂技剧是当代舞台艺术中典型的跨媒介艺术形式,它分别以革命历史与国家建设两类主题展开叙事,凭借沉浸式剧场的符号生产、杂技本体的能指优势及人民立场的创演理念,奠定了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可能。从具体的舞台实践来看,其通过三向度建构:技巧符号的意义生产将视觉性的高难肢体技艺转化为思想性的民族精神象征,地域符号联结地理标识与多民族文化,道具符号的设计则再现中华民族标识。另外,红色杂技剧的艺术现象,体现了舞台艺术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存在双向建构关系:舞台艺术以人物塑造、主题表达等维度建构与传播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意识带来的时代回响则反哺与助推舞台艺术创作的繁荣。显然,红色杂技剧秉承“共同体美学”的创作理念,先导性地引领了当代舞台艺术生产的“共同体趋势”,彰显了其多维启示意义及价值。
【摘 要】非遗作为中华文明的活态基因,不仅是各民族共享传统文化的历史书写,还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同生共存的情感原乡,更是与时代发展合理接榫的文化形式,其中饱含丰富的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资源。沿着中华民族“自在—自觉—自为”发展历程,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历史基础、叙事逻辑与赓续路向。早在“自在”阶段,非遗依托于时间与空间的联结、具象与抽象的圆融、自我与他者的共振创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共生基底、共在场域、共情纽带。到了近代血与火的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由“自在”转为“自觉”民族实体,非遗以饱含政治一体性认同的叙事逻辑牵引出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追求。步入“自为”阶段,非遗利用数字技术活化文化展演的“景”“意”“情”的感思力、感知力与感召力,多维度推动非遗赋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摘 要】中国西南边疆的基诺族历史上以刀耕火种、狩猎采集的独特生计方式,与传统居于水田平地的傣族、汉族农民形成鲜明对比。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边疆治理的深入使基诺族的生计方式不断发生改变,呈现出从“山民”向“农民”的转型过程。“山民”与“农民”的区别以生产方式及对外联系程度为主要表征:“山民”的生计灵活而多元,对外联系较弱;“农民”的生计则趋于单一、固定,对外联系显著增强。研究发现,国家边疆治理的深入使基诺族生计方式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过程深刻重塑了其文化、社会与生态面貌,使其发展成为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山民”,亦非典型的“农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兴未艾,理解该转型过程,对于创新国家边疆治理实践、推动边疆少数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 要】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工程,对边疆地区规模性返贫防治具有关键性作用。广西依托数字化手段优化防止返贫监测与帮扶机制,构建了“线上网络化+线下网格化”治理体系,并通过能力提升、功能拓展与深化协同形成多维度赋能实践模式。边疆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主要通过提升治理精度、增强区域韧性、培育内生动力以及促进多元协同四条路径赋能规模性返贫防治。然而,该区域仍面临资源约束导致的产业发展迟滞、数字鸿沟造成的技术能力缺失、民族文化差异引发的社会融入障碍,以及边疆地区特殊结构性社会问题的制约。应推行开发式帮扶模式以替代直接利益供给,强化数字素养培训以提升治理效能,搭建数字化协同治理平台以消解族际隔阂,并加强边境安全保障以优化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