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是“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一重大命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现代定位,而国外学界依旧存在着“文化工具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错误解读。原因在于西方理论界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解在底层逻辑上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相关理论表现为三种类型——文化生成说、文化断裂说与文化工具说。这三种理论均否定非西方社会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化因素并不是现代化的决定因素,文化本身不具备历史性与独立性,文化作用的发挥归根结底要以现实的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为基础。资本主义现代化并非现代化的最终形态,资本主义文化也不是文化的最终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展现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性“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让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定向与“人的现代化”的立场上,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以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坐标;以契合为前提,以实践为基础,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现代,从而为破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摘要]西方意识形态叙事的历史演变与本质特征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点。从地理大发现时期的宗教传播与殖民叙事,到冷战时期以“自由民主对抗共产主义极权”的零和叙事,再到全球化时代借“普世价值”之名的隐性文化渗透叙事,以及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叙事战争与霸权建构,其叙事方法始终与资本逻辑和全球权力结构嬗变紧密关联。这一过程本质上构成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合法化实践,通过双重标准的“话语陷阱"建构与“全政府一全社会”协同的传播体系,形成具有霸权性质的话语生产链条。当前,面对西方意识形态叙事从隐性渗透转向体系化围剿的新态势,构建多层次对冲策略,需在战略层面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与意识形态安全认知,完善风险全周期治理机制;在话语层面解构西方“话语陷阱”,建构融通中外的中国叙事优势;在传播层面塑造“全政府一全社会”协同的现代传播对冲格局,抢占数字话语阵地;在根基层面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俗化传播,以民生改善夯实意识形态认同的物质基础,提升抵御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叙事与重构话语权的综合能力。
[摘要]古典政治经济学将“剩余”作为核心概念展开经济分析,重点考察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总体剩余的生产与占有状况,事实上确立了一种剩余分析范式。马克思吸收和借鉴了古典剩余分析方法,具体考察以商品价值形式和货币媒介为载体的社会剩余再生产过程,从价值实现和货币循环的层面着眼,全面而准确地揭示了剩余再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数量关系及其内在限度。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引入历史维度的制度分析方法,指认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下剩余产出的不自由以及剩余享用的不合理,从社会理性的原则高度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要求变革以价值形式和货币关系作为中介的剩余生产机制。
[摘要]西方左翼的“新共产主义”是一种致力于解决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社会改良方案,旨在为不满资本主义统治的人们提供新的政治愿景。齐泽克对“新共产主义”的日常生活革命维度进行了阐发。在他看来,传统的激进革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且已经遭到新自由主义日常生活的脱敏;要想为“新共产主义”开辟道路,必须聚焦日常生活革命的维度,将“被排除者”作为革命主体的核心,借由“合理的异化”塑造主体的普遍性,通过劳动建构“新共产主义”的感性共同体,以此实现对新的社会形态的探索。但遗憾的是,齐泽克的日常生活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去中心化的革命实践路径模糊,对共同体的建构也缺乏有力支撑,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救赎方案。
[摘要]乡村非正式治理融合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取向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性特征,是乡村社会实现团结的重要基础。基于“价值观念一集体组织一关系情感”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乡村非正式治理实践主要表现为以文化仪式培育价值观念,依托集体组织供给公共物品,通过交往动员塑造社会关系与情感联结。在治理过程中,文化引领、关系聚合与情感嵌入三重机制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乡村社会实现治理性团结。治理性团结具有文化网络嵌入性与地方情境依赖性的双重特征,因而存在一定的治理限度,需在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中,整合地方治理资源,激发乡村治理自主性,从而构建具有韧性的乡村治理秩序。
[摘要]基层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公共法律服务是一项基层治理工程,对公共法律服务的探究有利于呈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经验与逻辑。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中,中国共产党运用组织嵌入机制、观念塑造机制和理性激励机制,实现了支部建在行业的政治目标,提升了行业精英参与基层治理的责任意识,促进了基层治理创新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在治理效能上,得益于以上三大机制,中国共产党成功引领了行业精英,使之在实体空间中增进国家覆盖、在象征空间中完成符号建构、在虚拟空间中实现敏捷回应,最终拓展了空间的结构形式,实现了基层社会有效治理的目标。
[摘要]执法下沉是推进治理重心下移的重要举措。在“以县为主、条条主导”的行政执法体制下,县域执法资源向“条条”集中,客观上制约了乡镇治理效能。执法下沉试图通过执法资源的属地化配置破解基层条块矛盾产生的执法低效问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治理效能未能提升,乡镇治理负担反而加重的现象。其深层逻辑在于改革只是将基层执法的责任主体下移而未改变县域条块间的互动关系,忽视了乡镇执法的实践性及其隐含的条块协作需求,县域条块矛盾进一步复杂化。作为县域执法的末端,乡镇执法困境的本质是县域条块协调不顺的机制问题,而非执法权分配不均的体制问题。执法改革要立足县域治理的整体视角,聚焦于优化县域条块关系,通过增强县域执法体制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提升乡镇治理效能。
[摘要]在关于数据商品的讨论中,“平台化生产”构成当前叙事的主导逻辑,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层语境来看,数字化平台只是构成不变资本的表现形式,广大互联网用户的产消者劳动才是生产数据商品的底层逻辑。数据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极容易被私有化的数字平台所遮蔽,必须回到更为基础的生产性劳动层面考察数据商品的价值生产。大部分普通互联网用户是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环节参与价值创造,却没有参与到剩余价值的分配。当前国内外学界在探讨数据商品的价值时,通常忽视数据商品的价值与利润、租金的质性差别,对于数据商品在学理层面的澄清和重勘,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数据商品的性质和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摘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是中国建设贸易强国和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战略支点。中国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具有理论支撑与现实基础,遵循“技术一经济一价值”三位一体的目标导向范式,涵盖纵向层面的内生性改革创新和横向层面的国际化竞合布局。在系统性视角下,其涉及“技术—产业—贸易—规则”四维子系统,呈现主体多元性、内容多维性和开放包容性等特征。中国创新发展数字贸易面临多重挑战:外部竞争形势复杂严峻,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制度型开放仍有待突破。为此,中国要以技术攻坚策略驱动数字贸易技术创新,以数实融合策略赋能数字贸易产业创新,以差别化探索策略拓展数字贸易模式创新,以深化开放策略引领数字贸易治理创新。
[摘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耕地数量保护、质量保护和生态保护带来了系统性挑战。系统协调论为入市全周期管理工具在耕地保护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入市全周期管理工具在耕地保护领域应用的实践价值体现在入市前加强预防性管控,有助于夯实耕地保护的根基;入市中强化动态监管,能够促进入市地块开发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平衡;入市后长效治理,可以巩固耕地保护成效。基于入市全周期分析框架,当前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耕地保护面临的挑战主要源于规划与审批阶段的风险预防不足,交易与开发阶段的执法监管乏力以及运营与退出阶段的长效保障缺失。为此,应根据入市发生的时序构建覆盖全流程的耕地保护机制:在入市前建立耕地保护风险防控机制、在入市中构建耕地保护管制机制、在入市后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从而形成全链条管理体系,最大限度降低入市对耕地资源的不利影响。
[摘要]得益于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乡村社会生发出具有系统性、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地权秩序。农地制度改革对乡村地权秩序的形塑,体现为土地与治理关联性的弱化,农地地权身份性与财产性的分离。在制度实效上,财产化地权的运作陷入乡土困境。更为重要的是,土地经营权无法将社会的乡土性从现代农业经营过程中抽离出来。现代产权制度的下乡并未完全改造乡土社会,现代产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互动、拉锯,构成了农地制度改革实践的底色。土地经营权这项现代产权要在乡村社会中顺利落地,发挥其可能的制度效能,需要正视乡村社会的内生性地权需求,建构平衡型权利分置关系,创新集体与农民地权收益同步增长机制。
[摘要]以县域为载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县域社会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家庭经营形式下的建水紫陶产业作为典型的县域优势产业,是驱动当地整体发展的核心内生动力。该产业以家庭作坊为主要组织形式,依托乡土社会差序格局,构建了亲缘与地缘交织的产业网络,使其根系深植于地方社会结构之中。这一产业形式不仅推动了建水县域经济增长,更在本地劳动力供给、文化传承和社会关系维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带动建水县域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引擎。基于生活理性的产业家庭经营形式在传统手工业现代化转型中展现出独特制度韧性,为西南后发县域探索可持续的社会再生产路径提供了理论启示与实践参照。
[摘要]“双线共生”是指数智时代背景下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共存并深度融合互动的发展状态。随着“双线”教育模式的常态化发展以及智能化背景下教育资源的数字化变迁,融通整合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双线共生”教育模式逐渐成为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基于共生理论,理清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共生的核心要素及其表征,审视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共生主体发展不均、共生界面功用受限、共生模式偏利为主、共生环境支持不足等现实困境。在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应激活多元教育共生主体、搭建多维教育共生界面、创新一体教育共生模式、营造正向教育共生环境,以协同共建共生关系网络、凝聚良性和谐共生能量、谋求对称互惠共生形态、优化共生系统支撑体系,实现“双线共生”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
[摘要]构建系统有效的农村定向师范生激励机制,有助于从源头上提升师资供给质量,从而赋能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农村定向师范生从教激励机制存在失效问题,具体表征为:补偿激励缺漏,难以涵养归农从教之志;发展激励不足,难以厚植亲农优师之德;端口激励缺位,难以筛选为农适教之才。其病灶在于僭越个体寻求自我认同,引发激励机制失序;忽视个体持续发展动机,导致激励机制失调;漠视个体此在归属需求,导致激励机制失灵。基于此,需遵循探索与承诺间的规律,改进补偿激励机制;保持安全与焦虑间的张力,优化发展激发机制;贯通吸纳与分流间的通道,健全端口激励机制。
[摘要]编外人员的组织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而制度嵌入是乡镇政府推动编外人员组织化的可行路径之一。具体而言,制度的身份要素嵌入重建了编外人员对乡镇政府的组织认同,乡镇政府得以将组织目标顺利传导给编外人员;规则要素嵌入塑造了编外人员内部的组织原则,从而规范编外人员内部的运行秩序;资源要素嵌入充当了乡镇政府与编外人员建立利益联结的组织媒介,利益的满足实现了对编外人员的有效激励。组织化过程内含的组织机制包括认同重塑机制、赋权增能机制、激励动员机制。编外人员组织化提高了乡镇政府对编外人员管理的规范化水平,提升了编外人员的整体治理能力,但也面临编外人员内部退出机制低效等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