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里,22个盗墓者命丧甘肃礼县大堡子山。“1993年春天,西汉水流域大堡子山一带,盗掘古墓的活动非常猖獗。我第一次来这里采访,点了一下有6个洞,时隔不到一个月,漫山遍野千疮百孔,大约有64个洞,当时最多的一天这一带盗掘古墓的农民有2400多人,波及全县18个乡镇、56个村,来盗墓的群众带着铺盖卷、拿着锅碗瓢勺,当地就餐,晚上整个大堡子山都是灯笼火把架子车,有时候一家有五六口人参加盗墓。” 19
作为东北地区文明发源地之一,全长464公里的太子河一路蜿蜒,奔腾不息,它的水源主要分为南北两支,南源在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东营坊乡羊湖沟草帽顶子山麓,北源在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平顶山乡鸿雁沟。这两支源流在本溪满族自治县马家崴子村相汇后成为太子河重要干流,到灯塔市鸡冠山乡瓦子峪村进入辽阳市境,并最终注入大辽河。事实上,这条河流在战国前还被称为衍水,到了战国末期才被称为太子河,那么,这条千年不废的河流
在河北省正定县城东门里街,有一座始建于隋开皇年间的大型寺院,到今天已经有了将近1500年的历史。上千年间,寺名三变,隋为龙藏寺,唐改额龙兴寺,清康熙年间赐额隆兴寺。作为中国十大名寺之一,该寺是规模较大且保存完整的佛寺,早在1961年便成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建筑史家梁思成称为“京外名刹之首”。整座寺院占地面积82500平方米,在南北中轴线两侧,分布着十余座大小殿宇,错落有致,是研究宋代佛
《文心雕龙》中论述文章气象,最集中、最常被后人引用的,是《风骨》一篇。“风”“骨”的说法,一直被视为进入古代文章风格的一把钥匙。篇中“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这一句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只是顺势带过,很少被单独提出讨论。句中“索莫”一词在古代诗文中并不罕见,但置于此处语意略显含混;更关键的是,在传抄和刻印过程中,它又出现“索课乏风”“索莫乏气”“牵课乏气”等不同写法,由此引出了两条不尽
在唐宋词的艺术发展史中,柳永在其羁旅行役词中首先大量运用闪回手法,以穿插旧日回忆的形式造成今昔对比,进而表达浪迹天涯的苦闷与穷愁,形成一种“今—昔—今”结构的套路式写作手法(宋学达《纵贯、横列与闪回:论柳永词的文本空间布局》)。不过,柳永对“闪回”手法的应用,并没有仅限于羁旅行役词,而是将其延伸至“怀古”这一叙事因素较少、更多注重议论抒情的题材,并引起了后世词人的效仿,产出了多首名作。 柳永《双
在中国文学史上,秋天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季节。自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开篇,秋便与士人的身世之感、生命之叹紧密相连。而将这一主题推向极致的,当属元代散曲家马致远。他的《天净沙·秋思》被誉为“秋思之祖”,其套数《夜行船·秋思》亦被推为元散曲的绝唱。两首同题作品,一短一长,一小令一套数,共同构建了一个层次丰富的“秋思”世界。 秋思的视觉呈现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开篇三句十八字,连用九个名词,无一
一 官修类书固然多由帝王提倡于上,但关键仍需众人协力修撰于下。历代官修类书的真正编者,当然不可能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而只能是其身边的文学助修之士。这些士人的职责包括草拟仪礼、修订历法、典校群书、修撰正史等。而在其众多的职责中,编纂类书也一定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经过学者们的考证,可知《皇览》的五位编者之名,《华林遍略》的六位编者之名,《艺文类聚》的编者亦可明确考知六人,《太平御览》的编者已考出
昆虫是动物,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提起动物之时,我们不会立刻想到昆虫。今天,我们都知道昆虫是六只脚的,俗称书虫的衣鱼也不例外。 名称众多的书虫 书虫有着许多不同的名字,例如蠹蠹、蠹虫、白鱼、壁鱼、赤木虫、衣鱼,古名蛃或蟫。让我们先从其古名说起。《尔雅·释虫》云: 蟫,白鱼。 在这里,《尔雅》指出“蟫”便是白鱼。同时,也引起了一些疑问。为何又名为“白鱼”的动物会置于《释虫》?究竟蟫是虫,抑或鱼
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 ——《史记·赵世家》 赵武灵王为了推行胡服骑射,与保守派大臣之间展开了多轮政见辩论。最后一轮的核心部分有一句值得深究。 司马贞索隐: 邹鲁好
魏晋时期,“言意之辨”作为玄学核心命题之一,深刻影响了其时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而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既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这类明确肯定言能尽意的表述,亦不乏“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等深契言不尽意之旨的慨叹。刘勰的言意观即从此二者出发。 折衷旧旨,别开生面 刘勰对言意关系的认识,首先表现为对“言尽意”与“言不尽意”两派观点的融通,以“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方法论自觉,将两派观点
花间词主要指的是晚唐五代时期《花间集》中常常出现的曲子词,是“词”的一类变种,因为许多作品都用大量篇幅描绘了浓妆艳抹的男女之情,所以这种文学形态也被认为具有极强的世俗性审美,甚至一度被认为是消极的、萎靡不振的,但是士大夫词风的引入有效改变了这种情况。他们将诗歌里的修辞手法大量运用在花间词的创作过程中,并用自身的伦理价值和人生体悟不断丰富着花间词的文化内涵与情感意蕴,为这类新兴的文学题材注入了历史的
北宋文坛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重塑“以人为本”思想的文学解放运动,这场重大变革极其深刻地影响着曾巩的创作观,为他文史创作风格和文坛地位的形成筑牢了思想基础。 “南丰曾氏”家风传承 曾巩家族脉承曾子,春秋战国时鲁国曾参为曾家开派始祖,“东鲁家声远,南丰世泽长”是南丰曾氏宗族文化的精神信仰。曾巩祖父曾致尧官至户部员外郎,爱民成为他执政的终极追求。据宋《舆地纪胜》载,曾致尧被宋太宗宴见,
靖康之变之后,北宋王朝的统治宣告终结,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一代文人的命运。大批文人学士被迫离开中原故土,渡江南迁,史称“南渡词人”。在这一空前的社会动荡中,词人们的创作主题与情感基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前期的闲适风流转变为后期的家国之痛与身世之悲。李清照作为南渡词人的代表之一,用笔记录下了这一巨变中的个体生命体验。 地理意象的转换 南渡之后,李清照词中的地理意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前期词作中
晚明时期,社会转型与心学思潮催生了文学创作的世俗化转向。小品文以其短小隽永、独抒性灵的文体特质,在文坛蔚为大观,公安三袁、竟陵派、张岱、陈继儒等作家以灵动之笔记录日常生活与世态人情,卸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使命。 世俗生活的审美呈现 (一)书写对象的拓展 晚明小品文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文学的目光投向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民风民俗、节庆娱乐、市井百态,这些在传统文人看来“俗之又俗
龚自珍是清代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者。其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有对变革的急切呼唤,也有对家国命运的深沉忧虑。其诗歌打破了晚清诗坛的沉闷风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封建政治的尖锐批判 龚自珍诗歌中的封建官僚贪婪、腐朽、愚蠢至极,封建专制制度残酷、残忍、残酷之至。如《咏史》一诗写道:“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
和谐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历史长河中对不同朝代的思想文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它自始至终贯穿于儒家文化之内,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强大内核。作为中华文化的鲜明特征与精神图腾,和谐文化不仅对我国社会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也为我国在当今世界中互利共赢、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人类共同进步与发展提供了思想来源。 中国古代和谐文化的多样性 “和”,在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将其解释为“相应也”,引申
尽管中韩两国在诸葛亮形象的传播中存在诸多共性,但由于两国历史语境、文化内核、社会需求的差异,诸葛亮形象在两国的传播呈现出鲜明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是诸葛亮形象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本土化改造的必然结果,也是两国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 传播侧重差异 在中国,诸葛亮形象的传播注重“经典传承”,通过历史与文学的融合展现诸葛亮形象的完整性与丰富性,并挖掘其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在文本传播方面,《三国志》《三国演
白居易的《卖炭翁》已是经典篇目,其不仅塑造了一位“伐薪烧炭南山中”的卖炭翁形象,更由此映照出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态,还承载着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诗人良知。在核心素养教育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卖炭翁》的教学已不能仅止步于字句的疏通与全文的背诵,还有着引导学生进行文本细读、历史认知与价值思辨的多重使命。笔者认为,《卖炭翁》的教学重点应是从文本内蕴的审美开掘向历史语境的深度还原拓展,同时更要关注现实关
敦煌卷子P.2748《敦煌廿咏》中《墨池咏》记:“昔人精篆隶,尽妙许张芝。草圣雄千古,芳名冠一时。”敦煌人一直以张芝为自豪,其墨池也作为名胜古迹受到瞻仰。时至今日,张芝的书法墨迹虽然没有流传,但种种记载,不免让人对这位名震遐迩的草书巨擘产生兴趣。 敦煌望族,儒宗将表 张芝,字伯英,生年不详,约卒于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后汉书》载其父张奂是“敦煌渊泉人”,P.2005《沙州都督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