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税收是国家汲取资源的工具,是财政经济的基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晚清之际的内忧外患,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战争、赔款、外债使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晚清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与渐次严重的财政危机相伴随,在旧有规制被打破以后,财政管理陷入混乱和无序之中,迫使晚清政府因应时势作出政策调整,晚清财政开启了向近代财政转型的历史进程,财政税收体制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近年来,关于晚清财税与
军事型借贷财政体制是晚清在内忧外患的军事压力下形成的以借贷为主要手段、以军事支出为核心导向的特殊财政体制,筹饷与举债成为财政运作的主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中央财权下移,清廷谕令地方就地筹饷,举借外债成为重要的应急手段。1853年,上海道台吴健彰向上海洋商借库平银12.8万两,成为近代中国第一笔外债(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页)。此后,历次内外战事,包括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权事权相匹配是政府间财政关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制度安排。所谓财权,是动员与分配财政资源的权力,包括赋税征收权、分配裁决权、资金调度权,它决定了谁有权调动资源、如何分配财政收益以及在何种范围内行使支配权。所谓事权,是国家或政府各层级在公共事务中的职责范围与治理责任,涵盖军事防务、外交、基础建设、教育以及赈济救灾等诸多方面,也意味着各级政府行使权力范围的制度性分工,
近十余年来,随着多元史料的发掘、研究视野的拓展及数字技术的应用,清史研究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且学术对话更加频繁。其中一个显著趋势,就是在内求精细实证的同时,更加重视从纵向贯通、全球连接和整体比较的维度来评析清代的历史进程及“历史表现”。具体而言,聚焦议题主要包括:清代的国家形态、社会治理及国家能力,大分流问题及全球竞争力比较,清代的社会转型及如何应对近代挑战等。其宏观指向,承前是要回答清代是如何尊合
[摘 要] 苏轼一生多次被贬官,在贬官惠州期间,他受到岭南官场的普遍照顾,惟一不见亲近者是苏轼书信中提到的“傅同年”。苏、傅二人因何“交恶”?迄无论述。本文考定“傅同年”的名字为傅燮,由此勾勒其生平事迹,推测苏轼与之不相往来的原因,可以发现,傅燮是北宋后期激烈政治斗争背景下“绝大多数”有相似生存境遇的普通官员之代表。元祐三年,苏轼上札批评当时的政风,张冠李戴,误将傅燮作为懒政典型,开启了二人交恶之源。因此,官员在历史现场书写的札子,也可能因作者误记产生错误信息,引用时仍需谨慎。
[摘 要] 乾隆朝在陕西、甘肃两省州县以下乡堡集镇广泛设置的常平乡仓,系由国家直接管理的基层备荒仓储机构。此举标志着清代常平仓体制的重大突破,亦是对传统备荒三仓救济体系的革新。其设立原因主要在于乾隆初年全国性常平仓改革之推动,陕甘乡村社仓救济质效不彰,以及陕甘政区辖境辽阔所引起的赈济困境。陕甘常平乡仓之创设,提升了基层社会救济效能,更突显出清代仓储制度设计的多元化特征与地域化差异。该制度反映了乾隆时期国家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与救济的意图,清廷通过仓政在沿边省份维系基层社会之稳定,皇权能够以制度化和常态化的方式延伸至县下地区。
[摘 要] 近代中国信息传播形态剧变, 报纸等新式出版物成为社会宣传的重要载体, 但难以满足早期中共在地下斗争环境下开展党内宣传和教育的现实需求。在此背景下, 篇幅短小、内容集中、便于秘密传播的小册子显示出独特价值, 成为连接党员与党组织、巩固民主集中制的关键载体。早期中共逐步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系统化的小册子编纂、审核、印刷与传播网络, 形成制度化的党内宣传教育机制。小册子以内容准确、通俗简明为核心要求, 涵盖理论阐释、决议传达、时政分析、工作指导四大类型, 有效弥补了大型理论著作传播不便、普通党员对其接受度低的缺陷。在分发与学习环节, 中共构建起秘密传播渠道, 将小册子学习纳入支部生活与党员自学体系, 形成分层施教、集体讨论、学以致用的教育模式。小册子兼具通俗化、实践性与易传播特质, 对统一全党思想、规范党员行动、强化组织联结发挥着重要作用, 深刻塑造了早期中共集中统一、务实高效的政治文化。
[摘 要] 本文以 13 世纪图卢兹异端审判法庭审讯记录等原始文献为核心史料,探讨被讯问者的心理与行为选择逻辑。异端法庭审判中被讯问者经历了从反抗权力走向屈服的阶段性历程:在 1240 年代,被讯问者个体及群体反抗意识和行为都相当突出,不仅有暴力意义上的直接反抗,还有在审判法庭中的逃避、撒谎、共谋等各种对抗方式;在 1270 年代,被讯问者反抗意识削弱,坦白自己和告发他人成为最显目的现象。两个阶段的供述者心理及行为选择上的差异,不仅源于个体的性情、能力等方面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的宗教熟人社会发挥作用的程度有别。当宗教熟人社会能够发挥坚固堡垒作用的时候,其成员往往以沉默乃至反抗的方式来应对;当宗教熟人社会走向崩解,其成员往往以坦白和相互揭发等方式来自保,甚至走向“笼鼠相争”的局面。本文不仅是汉语学界集中使用异端审判法庭审讯记录的尝试,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有别于西方学界理解被讯问者行为选择的研究模式。
[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林斯顿大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联合邀请国际联盟将其技术部门转移到普林斯顿的行动,为战时国际禁毒机构的跨洋转移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国联领导层尤其是国际禁毒机构负责人与美国同行一道经过多轮磋商,最终说服美国国务院,并经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批准,邀请常设中央鸦片委员会和麻醉药品监督局的秘书处部分员工于华盛顿设立办事处。而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及其秘书处即毒品管制处则因受到美国的抵制而被迫留守日内瓦,华盛顿办事处与日内瓦总部协同合作,令拱卫国际禁毒体系的“三大支柱”形成“隔洋共治”的特殊格局。战时国际禁毒机构的跨洋转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国联经济和金融部门单纯将技术人员转移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道路,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战时国际禁毒工作的持续运作。
[摘 要] 法国大革命史是林·亨特的重要研究领域。梳理她不同时期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能够更好地理解西方史学不同研究范式对历史学家具体研究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亨特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先后经历了社会史、新文化史和全球史三种研究范式。社会史范式运用定量方法和比较方法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地方政治,新文化史范式探究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和象征,全球史范式则将法国大革命置于现代早期全球化的语境中加以理解。亨特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顺应了欧美史学界研究范式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再到全球史的转换和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兼顾各个范式的合理主张,形成了关切法国大革命政治影响的独特研究风格。
[摘 要] 历史延续性是布克哈特世界历史叙事的主旨,这意味着世界历史在进步论话语外仍存有可供认识的内在线索。延续性是靠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来实现的,它在纵向上展现为危机与平衡的交替,在横向上展现为国家、宗教与文化的互动。运用这一视角与方法,布克哈特对欧洲各文明时代进行考察,得出欧洲现代文明正处于危机的结论。他认为,现代国家政治建构的两条路线(大众民主与极权主义)与资本逻辑下物质主义的结合,共同导致文化内生动力衰退和外部条件恶化。对此,需践行公民人本主义教育来重建新的人文精神与文化主体,方能推进文化的未来延续。在当前面向未来重建历史理论的新动向下,布克哈特的历史延续性命题和世界历史叙事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