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时期简牍中广泛存在于郡县各部门属吏中的"兼十职名"类兼吏,与传统认识的官吏兼职形式有显著区别,是一种非临时性的固定吏职。兼吏的职能与正任吏职类同,常承担外派任务,可正常迁转,应为正职之副贰。兼更的身份等级或可从职位与事权的双重层面思考,将其理解为更员以较低职等履职的特殊任用形式。对兼吏的职能与身份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地方吏制对实践需求的回应,为动态考察汉代基层行政体系的结构性调整与变迁过程提供了一种思路。
[摘要]两晋时期,人物品评在官僚士人社会中十分盛行,既深刻影响仕宦升迁,也塑造了交往方式与社会舆论。从品评实践的角度去认识舆论和交往的关系,也即延誉如何在具体交往中发生,不同阶层士人在其中的角色差异以及品评如何转化为稳定的社会舆论,仍有可为。延誉品评在汉代人际交往中是带有偶然性色彩的行为,时至两晋则大量呈现出比较明确的交际意图。本文以“延誉”为切入点,结合杨方、王澄等不同社会层级人物的获名经历,考察两晋官僚士人围绕名声展开的实践过程。延誉品评在两晋社会是嵌入人际关系网络、依赖舆论传播并通过文本得以固化的复杂过程。品评延誉以此成为连接人际交往、社会舆论与权力运作的重要媒介。
[摘要]中晚唐时期的神策军镇是主要分布在京西北地域的特殊军事辖区,其内部设有镇使、文武僚佐及监军,其外则与神策禁军、京西北藩镇军之间存在密切的迁转关系。与神策军镇的空间扩张相较,将分散化的镇军整编起来用于戍守或征讨,对于唐王朝而言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唐中央试图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神策镇军与藩镇军、防秋兵之间的共存问题,并采取多种不同形式对神策镇军予以组织化,使其参与军事征战。神策军镇具备地方政区的某些特点,它们与州县官府之间呈现出既有争端又相互协作的复杂关系。唐廷有效整合神策禁军与神策镇军两股力量,并引入藩镇军式的组织构造及运作机制,这是促成神策军发展成为王朝军事支柱的关键因素。
[摘要]明代六部差遣司官,监临地方,督察钱粮,设有独立衙署,称为“分司”,其中以户、工二部最多。分司作为六部派出机构,差遣方式存在从部差到注选、从注选到题差的演变。其中注选由吏部添补该管清吏司员额;而题差和部差则是由户、工等部在现有员额中,遴选司官,由此出现了轮差或序差。明代后期,户、工尚书将部内除掌印郎中外的所有司官,按照资俸排序,依次递补小、中、大差。这源于明代中期钱粮事务激增,司属官员不敷差遣,于是部内借调其他清吏司闲散官员。为了防止司官挑肥拣瘦,户、工部议定序差的差规,将官员和差遣公平、有效匹配,是对明代“部司体系"下清吏司分管、带管原则的重要补充,使得明末出现了职事官阶官化的发展趋势。
[摘要]责任内阁是清末预备立宪的标志性机构,但自丙午官制改革中被慈禧太后否决之后,迟迟未提上议事日程,直到宣统二年十一月,清廷颁布纂拟内阁官制上谕。在此之前,宪政编查馆已安排李景鉌与汪荣宝草拟了内阁官制草案。上谕颁布后,宪政编查馆以草案为基础,进一步拟订内阁官制。宣统三年,清廷重臣对内阁官制拟制进行讨论,内阁会议政务处王大臣都呈递了说帖,意见并不统一。在拟制过程中,御史温肃、欧家廉等官员纷纷对内阁官制发表意见,地方督抚锡良等也试图参与,但均未引起清廷的足够重视。宣统三年四月,经过包括内阁总理大臣撤销或停止各省各藩属长官命令须奏明等重要条文修改后,清廷颁布了内阁官制,并下令成立责任内阁。内阁官制文本的拟订出台过程,反映了清廷高层的共识、分歧与争端。
[摘要]19世纪80年代,来自俄国和东欧的犹太移民涌入美国,使纽约迅速成为最重要的犹太聚居中心之一。在接纳和救济新移民的过程中,纽约犹太社团及其慈善机构暴露出救济能力不足、组织涣散、效率低下、重复救济、资源浪费等问题。在进步主义思潮和“科学慈善"理念的推动下,纽约犹太精英发起旨在整合社团资源的慈善联合运动,以“开希拉实验”为早期尝试,最终促成犹太慈善联合会的建立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纽约犹太社团慈善机制经历了深刻重组,不仅在原则上体现出非宗派和包容性取向,而且在运行方式上引入商业化管理模式,在整合慈善资源、增强筹款能力、提升慈善效能和专业化水平等方面均产生显著成效。纽约犹太社团慈善机制的这一转型,标志着美国犹太慈善事业走向现代形态,有助于缓和社团内部的宗派分裂和文化冲突,优化社团治理结构,增强族群凝聚力,并在促进犹太人社会参与和文化融入、强化公民责任与美国认同、提升美国犹太人的公共形象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要]一战前和一战期间,美国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排在已缔结盟约的英国、俄国之后。然而,自1918年起,美国在日本外交体系中的重要性大幅上升。沙皇俄国的崩溃、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原敬内阁对美国的重视、美国外交方针的转变等,促使日本以美国为外交重心,推行对美协调外交。1922年华盛顿会议结束后,日本对美协调外交以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的形式得到了确立。
[摘要]在近代东北鼠疫防控中,旱獭既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也是鼠疫自然宿主和疫病传播媒介。为考察旱獭在疫情中的角色和鼠疫传播机制,伍连德等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医官基于旱獭的生物学特征,设计和开展医学实验,逐步形成系统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积极推动旱獭管理政策的科学转化,倡导设立獭皮消毒所和检疫所,以协调地方经济与卫生防疫之间的矛盾。同时,为应对鼠疫跨区域传播风险,伍连德建议组织国联专家委员会考察旱獭及其他啮齿动物流行病,以加强对疫源地的监测和研究。然而,由于政治局势变化,考察计划未能顺利推进。近代东北鼠疫防控不仅呈现了疾病认知和研究方法的演变,也反映了人类与旱獭等非人类行动者在卫生防疫中的交织互动。
[摘要]数字史学是当代西方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兴史学形态。在兴起路径上,法国年鉴学派与美国社会科学新史学派的计量史学方法对数字史学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但数字史学在研究方法和应用领域方面拓展了计量史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数字史学采用人机交互、空间分析、数据挖掘等技术方法;在应用领域方面,数字史学以其交互性、共时性的历史叙事和解释模式,拉近了作者与读者、史学与公众的距离,在公众历史教育方面具有应用价值。数字史学研究以辩证的方式看待“历史”本体的位置和“数字"研究方法的作用,人工智能的引入在史料数字化、研究路径和历史解释方面进一步强化了“数字”与“历史"的融合深度,使历史研究逐渐呈现出由数据结构、算法逻辑和人类判断共同参与的复合形态,对史学主体性和方法自觉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摘要]作为环境史的重要领域,中东环境史在近十余年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重要进展,使得中东史研究中出现了环境转向。中东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建立在中东史与环境史研究不断深入后相互结合的需求之上,是当前中东史研究的一种新趋向。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农牧业生态问题、自然资源管理与利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能源开发、殖民帝国科学知识输人与中东本土知识等主题。这些研究议题旨在借助环境史这一新史学视野重新理解与构建中东史,对中东世界从兴起到衰弱的传统宏观叙事进行深入阐释与探析,并注重结合殖民主义对中东环境的影响,考察现当代中东国家的形成道路,以及纠正长期以来该地区环境退化的衰败论叙事。总体看来,尽管中东环境史研究在近年来发展迅猛,但仍有大量研究空白,诸多环境史前沿的方法论有待进一步运用。
谱牒复原与世系整理有着本质区别。在六朝士族研究中,厘清世系是基础,但其关键之处在于冠冕的传承,故常见仅单列名字的世系表、图只能用来佐证个体士人的血缘,未能关注冠冕的传承和婚姻的联结。与世系整理不同,2014年,陈爽首次进行谱牒复原,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结合,成就了首部六朝陈郡谢氏谱牒“百衲本”(陈爽:《〈陈国阳夏谢氏谱>辑补—中古谱牒复原研究》,《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北京: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