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监察禁闭的理论阐释可从其立法动因、法理基础、功能谱系三方面展开, 立法动因说明其入法的价值基础, 法理基础论证其正当性, 功能谱系则呈现其层次分明的功能结构。立足制度本源, 监察禁闭的发展完善需要对其进行妥善安置: 在监察法体系内部需避免禁闭与监察强制措施功能混同, 二者应在制度运行的诸多方面保持梯度差异, 形成实质化区隔; 在监察法体系外部则需厘清禁闭在纪法刑多重规范交织中的坐标定位, 既要避免不当叠加造成一事二罚, 也要防止“以闭代纪”架空原本的处分处罚功能。就实践走向而言, 宜坚持一防一建、一堵一疏的基本思路: 一方面克制禁闭的“准司法化”倾向, 在折抵刑期、监察赔偿等问题上保持审慎; 另一方面通过健全救济机制、完善变更与解除程序、保障解除后的职业恢复等路径, 提升权利保障水平。
内容摘要: 监检反向衔接是指检察机关在刑事追诉、法律监督或者自行侦查中, 将案件、线索或者处分建议反向移送监察机关的机制, 其法律属性是刑事评价向政务违法评价的转换, 并依托合署办公延伸至党纪评价范畴。实践中已形成既判及不起诉案件的责任填补、检察自侦案件的责任转换、法律监督履职中的线索协同等样态, 分别暴露出刑事处理结论与政务处分、纪律处分对应不清, 自侦案件转入纪律政务处理缺乏规范指引, 移送后处理结果反馈不畅等问题。对此, 应在尊重刑事评价结论的前提下, 根据不起诉与免予刑事处罚的不同类型确立实体转换标准, 以程序法定和比例原则约束自侦案件的出罪与措施衔接, 以通报、回应和信息共享健全结果反馈机制, 使刑事、政务与党纪责任的衔接有序而相称。
内容摘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确立了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中的集中统一职责, 使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衔接使用成为推动监督体系规范化的重要议题。《监察法》第36条仅明确监察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 但不同阶段形成的不同类别的证据在取证环境、程序约束、稳定性方面存在差异, 导致对其刑事准入之审查仍面临理论与实践上的难题。为了在保障程序正义的同时提升反腐治理效能, 监察证据刑事准入标准亟须具体化, 《监察法》第36条有待解释。司法机关应当对监察证据实行差异化刑事准入标准: 对实物证据, 因其客观性强, 实施形式审查即可准入; 对言词证据, 则依其证据形成阶段以及能否重新收集, 分别实行复核审查与印证审查后准入。
主持人语:当前,随着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贿赂犯罪的表现形式与手段方法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给贿赂犯罪的司法认定带来了诸多疑难和争议问题,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4月10日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细化完善了受贿罪的法律适用标准、严密了惩治受贿的刑事法网。本期的“受贿罪专题研究”刊发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出发,围绕
内容摘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构成要件行为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能淡化其在构成要件行为中的地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契合了受贿罪的本质,应将其视为受贿罪的本质要件,并以其指导对其他要件的理解,以克服实务与理论上将受贿罪视为财产犯罪的弊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需要达到具体职务行为的程度,其规范内涵在于以职权行使为对价,抽象的职权行使便已足够。职权行使不限于本人直接实施的职务行为,本人职权实质影响力范围内的事项都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制约范围之内。现行刑法虽规定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但仍有改善空间。对于未来的立法而言,应当规范化该要件的表述,进一步提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的地位,不仅应跳出索取与收受型受贿的窠臼,改以本质要件将受贿罪区分为违背职务与不违背职务受贿两种类型,而且应该改变受贿罪计赃论罪的处罚模式,以违背职务与否区分受贿罪的轻重。
内容摘要: 各类国家工作人员被赋予控制、支配特定事务的权力, 并拥有一定自由裁量权, 其履职行为直接影响公民的需求与福祉, 公职人员与公民之间由此具备形成信赖关系的前提条件。在信赖的具体类型上, 情感性信赖不宜作为法益内容, 且信赖利益评估不能依赖于公民的特定外在行为, 真正构成受贿罪保护法益的是认知信赖, 反映的是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期望, 即期待其基于良好动机、专业素养和公职道德履行职责。信赖不仅限于行为本身的公正性, 还应涵盖公民基于法秩序预先承诺而对获取机会、资源等结果的合理期待。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源自法治国原则与法安定性原则, 其法理同样适用于刑法, 可由法安定性原则推导出公民对立法承诺及公职人员公正履职的信赖应受法秩序保护, 并借此将系统层面的整体信赖具体化为个案中的个体间信赖, 弥补前者无法直接遭受侵害的缺陷。刑法介入能够通过比例原则的审查, 最终可确认信赖在受贿罪中具有适格的法益地位。
内容摘要:现行公共数据概念是从生成角度定义的,而非法律性质上定义的、向公众开放的数据。直接以行政命令实施其开发利用,面临体制机制障碍。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应立足数据特征,遵循数据资产化、社会化重用逻辑,破解“产权”难题。数据持有者权理论可为公共机构数据资产化与公共价值实现提供路径。单纯持有数据不产生权利,但对经加工整理形成的数据资产,持有者享有从安全管理到价值实现的管理权。公共机构的业务性质和设立目的,决定了其数据资产社会供给义务的差异。政府机构应按政府管理体制开发利用数据,提供数据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机构应按法人制度和公用、公益企事业管理制度自主开发利用数据,将传统公共服务延伸到数据领域,以适当方式开放、供给可用数据集。由此,可形成政府机构主导的公用体制下的公共数据供给体制,和由公共服务机构自主管理的共用体制下的公共数据供给体制,形成遵循资源利用逻辑、融权责利为一体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新体制。
内容摘要:体育衍生数据是在原始体育数据基础上,经分析整合形成的高附加值数据形态。人工智能增强了体育衍生数据的预测、评价和决策功能,也使同一数据因用途转换而呈现不同的法益属性与风险强度。现有以生成主体、数据来源或固定场景为中心的分类方式,难以回应体育衍生数据的跨场景流动。体育衍生数据分类以数据处理所主要影响的法益为基准,分为人格权益型、竞赛秩序型、经营利益型和公共利益型四类。体育衍生数据分级应依据风险强度和算法处理造成的变化予以确定。人工智能时代,体育衍生数据分类分级制度的具体规则应围绕个人评价使用、竞赛程序使用、商业正当利用和公共用途这四个方面优先展开,并通过行业规范、场景风险清单、高风险算法评估与人工复核机制保障实施。
内容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直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施侵权行为,并不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要风险。既有法律规范未对服务提供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作出明确规定。根据交往安全义务理论,安全保障义务的核心在于主体是否开启并控制特定危险,而非危险发生介质或主体身份等形式要素。服务提供者通过数据汇集、模型训练与系统运营等行为,开启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场域危险和算法场域危险,且具有控制相应危险的技术能力及成本能力,应当负有防范其他主体因其开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场域性危险而受损害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此基础上,应当以数据场域危险和算法场域危险为基础,类型化服务提供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内容。在认定标准方面,应当以行业平均技术水平作为服务提供者安全保障义务认定的一般基准,同时明确行业较高技术水平标准的场景化适用。
内容摘要: 参考公法上的行为分类标准, 可将平台准行政权划分为处罚与强制措施两种类型。处罚以终局惩戒为核心, 须达到“明显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强调前置交互式程序, 公共属性强。强制措施以风险预防为导向, 适用“初步证明”标准, 程序简化, 自治空间大。算法决策应用于两类权力行使领域, 形成了不同的自动化模式: 处罚须经人工实质审查, 达到辅助或部分自动化阶段; 强制措施因证明标准低且有容错空间, 可完全自动化。因此, 平台准行政权的规制应当遵循如下路径展开: 一是针对处罚, 应增强算法透明度, 并通过人工介入保障决策准确性; 二是针对强制措施, 应强化比例原则约束, 建立自动恢复与即时救济机制; 三是通过双向反馈调试与问责体系, 打破算法自我赋权的闭环, 以达到兼顾效率与公正的目标。
内容摘要:我国法律并未明确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及效力。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技术标准在行政和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外部效力,但其合法性却缺乏有效控制,围绕其性质亦存在法律规范论、事实定型规范论等诸多争议学说。依据国际通行的做法,技术标准多是由社会组织所制定的自愿性规范,须经强制性法规具体明确的引用才能产生法律效力。反观我国,技术标准主要由行政机关制定,因其融入法的价值判断而兼具行政性、规范性、普遍性与技术性;而其效力的所谓“强制性”不能被简单化约为标准自身的法律效力,现行的引用性法条和委任立法等方式也难以构成有效的法律授权;当标准被用于具体化不确定性法律概念时,亦无法满足德国法上规范具体化行政规则产生有限外部效力的严格前提。因此,未获法律授权的技术标准应定性为特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具有外部效力。为真正发挥技术标准在科技提振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我国标准化法律体系需在完善既有规范的基础上实现体制的整体革新。
内容摘要:德国股份公司法制度并无必要通过全面重构形成新的“2065年《股份公司法》”,未来改革应立足于有限的立法资源和现实制度条件,采取渐进式调整路径。改革重点应关注公司治理结构、章程自治、资本制度、股东大会制度、董事责任、企业组织形式以及受欧盟法影响的相关制度安排,在提升制度灵活性与维护法律确定性之间寻求平衡。股份公司法制度改革的核心并非持续增加规则供给,而是在适度放松管制的基础上优化制度配置,增强德国股份公司法制度的适应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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