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集人语〕媒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传递革命信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更是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力量的载体。毛泽东曾形象地将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归结为“枪杆子”和“笔杆子”,其中的“笔杆子”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各种媒介。 革命需要动员,为什么要革命,革命的目标、道路、方法、途径是什么,革命能带来什么变化和影响,需要向全党全社会
【摘 要】传单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体系中的重要媒介,能在严峻环境下和局势变化中保持宣传渠道的畅通,展现出空间灵活性;以散发规模和大众化话语实现宣传覆盖,展现出内容可及性;在拓宽信息渠道和配合革命实践中构建宣传空间,展现出实践嵌入性。传单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中的功能发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工作的体系化和行动化特征,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取得辉煌宣传功效的密钥。
【摘 要】革命伪装本是中共为应对国民党查禁,以伪装手段产制的书刊。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中共展开军事与文化“围剿”,建立了严密的书刊查禁体制,对中共主持的或倾向中共的革命进步书刊实施封锁、检扣和禁毁。因应此形势,中共领导出版机构对书刊外在形式进行巧妙伪装,生产出表面符合国民党审查标准、内容承载中共思想的伪装本,并经由书店书摊、邮政系统、秘密交通线流通。“白皮红心”的革命伪装本,既是中共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出版发行工作的特殊形态,也是在国民党书刊查禁体制夹缝中开拓出的政治文化实践,为考察这一时期中共宣传革命思想的历史图景提供了重要窗口。
【摘 要】“新闻说者”是服务于革命目的的特殊办报形态,也是一种特殊的统战工作策略。落实周恩来“不能写时就到处说”的要求,“公开”成为“新闻说者”社会活动的基本属性,“合法”成为“新闻说者”新闻活动的必然要求。“新闻说者”以聚餐会或碰头会为平台、以民营报纸为渠道、以中间报人为掩护,其工作内容包括做好国统区的新闻工作、统战工作、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新闻说者”的提出与践行,是周恩来及中共报人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充分利用城市空间、准确洞察新闻规律,以及深度融入群众当中的结果。
〔召集人语〕据笔者编著的《三线建设研究文献目录》(高等教育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显示,始于1975年1月截至2025年3月这50年期间,三线建设研究成果的文献目录包括公开出版和未刊的论著、论文、回忆录、口述史著述、译著(文)、硕士毕业论文、博士毕业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等共计2152种。由此可见,三线建设研究要有新成果,需要学术界的深化研究。而本期刊发三线建设研究的三篇文章,就在各自方面有一定的
【摘 要】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全民备战热潮中,备战宣传教育因其在备战动员中的基础性作用,被纳入到备战整体规划中。作为三线建设布局的重点地区,为提升广大干部群众的国防观念,动员各界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援三线建设,加速完成各项备战任务,陕西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备战宣传教育活动。备战宣传经历了“反帝”和“反修”两次宣传高潮。各地紧扣国际形势、战备常识技能和支援三线建设的宣传主题,坚持多元化的宣传策略,采取以做报告和讨论为主、其他宣传手段为辅的宣传形式,确保了备战宣传的有序开展。通过备战宣传教育,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敌情意识和战备意识,加快了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备战任务的落实,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备战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但备战宣传造成的紧张氛围,却间接加剧了当时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势。
【摘 要】三线建设初期,大量企事业单位内迁给原本工业基础和基建水平较弱的内地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央和地方采取了多种应对措施但并未及时缓解现状。于是,中央领导人适时提出在建设顺序上做到“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通过学习大庆精神,兴建“干打垒”的做法,将有限的资金和材料向生产领域倾斜。谷牧提倡的“墙体革命”论为各地因地制宜、发掘多样化墙体提供了理论依据。“干打垒”在三线地区推广过程中有效缓解了基建生产压力。“文革”时期“干打垒”的过度推广和忽视质量的做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资源浪费。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条件好转,作为缓解资源压力的“干打垒”逐渐被砖混结构楼房取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摘 要】1970—1978年,随着全国“工业学大庆”运动形势的不断发展,三线企业荆门炼油厂立足国家战略任务与自身发展实际,推动“学大庆”实践在持续调整中深入发展。1970—1976年,荆门炼油厂围绕“促生产、促战备”的战略任务,通过初步推广学习大庆精神及经验,其在快速建成的基础上顺利承接了国家生产计划;1977—1978年,该厂结合全国创建过硬大庆式企业目标,系统学习践行大庆企业管理模式及经验,促进了经济效益好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业学大庆”运动和三线建设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二者的互动结合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总结反思的历史遗产。
【摘 要】1978—1984年国营企业奖金制度改革,是观察政企关系的重要窗口。1978年后,在财政困难及企业、职工动力不足的背景下,国务院恢复了奖金制度,以物质激励方式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奖金制度先后历经常态化、规范化发展阶段,但始终面临滥发问题。实践表明,仅靠外部管控难以根治问题,关键在于推动企业内部形成自我约束。1984年,国务院推出“奖金不封顶”政策,以征收奖金税取代行政限额。企业在获得奖金分配自主权的同时,也逐步内生出自我约束的责任意识。至此,奖金制度初步实现了激励与约束在微观层面的统一,惠及了职工、企业和国家。
【摘 要】改革开放初期,上海青年面对社会转型,其婚恋问题作为一个“不小的社会问题”,表现出全国共性与自身特性的复杂面相。这一时期,随着国家政策调整和特定人口演变,出现社会结构性矛盾,具象化为青年在现实择偶中遇到的困难。面对这一阵痛带来的社会压力,催生出青年对共青团等组织的依赖的社会现象,以及青年群体通过自我努力探寻一种合理且高效的对组织渠道进行有效补充的社交模式。最终,二者共同编织出一张能够满足青年婚恋需求的社会支持网络,这也构成了后来青年婚恋市场的主流模式。
【摘 要】为满足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现实需求,鲍罗廷领导下的沃林、约尔克、塔尔汉诺夫等顾问于1926年组成广州中国学小组,负责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在知识生产的视角下,该组织的研究活动大致分三个阶段进行:前期,小组成员主要从国共两党、外国学者和北洋政府的文献资料中收集信息,兼作少量实地调查;在此基础上,他们按革命理论、话语和经验,对信息作重新分类,澄清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产出以革命为导向的知识;最后,这些知识经出版物广泛传播,为共产国际研判形势和指导工作提供依据。该小组的研究活动始于革命需求而终于革命实践,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摘 要】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方位地进入农村地区进行革命,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开始直面乡村宗族的问题。广东海陆丰作为中国乡村宗族势力最强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中国共产党立足当地乡村问题实际,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上的思考和实践上的探索。在革命根据地内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着手,打击宗族豪绅势力,动摇了数千年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的封建乡村社会体系,巩固和发展了苏维埃政权,唤醒了乡村被压迫的广大农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初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改造乡村宗族的理论、政策和行动体系。
【摘 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作为中共创建史上极具标志性的历史叙事,于20世纪80年代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学术议题之一。学界围绕“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真实性、史料可靠性、思想合理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且持久的学术争鸣,讨论范围从单一史料考证,延伸到思想史分期、历史语境辨析、中共创建逻辑重构等多个论域,各类观点交锋深入、立场鲜明,共同推动了该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也刺激了方法论与解释框架的创新。考察“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不仅要回归中共创建时期秘密活动的历史语境,在史料批判中予以关照,寻求多重证据的路径突破,还需跳出单纯考证高一涵回忆的“孤证”争议,关注陈独秀、李大钊在思想场域的动向与实践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