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8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6)04-0001-08 国际 DOI 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6.04.001 受访者:陈吉德 采访者:安宁 采访地点:南京大学文学院 采访时间:2026年5月24日 安宁(以下简称安):陈教授,您好!您长期致力于中国当代戏剧、影视艺术的研究,在先锋戏剧、话剧“三化”(民族化
摘 要:1940年由田汉策划、戏剧春秋社主办的三次“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是抗战文艺运动中戏剧民族化论争的核心事件。既有文献对会议是否召开、具体时间、参与情况等记载多有歧异,长期以讹传讹,影响戏剧史叙事的准确性。本文以原始期刊、当事人日记、回忆录及多重史料互证,考订重庆前会、中会与桂林会议的史实细节,澄清长期流传的错误记载,还原座谈会的真实历史情境,为抗战戏剧史与民族形式问题研究提供更为可靠的史料依据。
摘 要:方东美三境九层双回向理论与冯友兰四层境界理论既有共性,也存在分歧,二者均蕴含着深刻的美学内涵。冯友兰的境界论以认识主体为考察对象,将实践统摄于认识之中,呈现出一种单向度辩证发展的过程。方东美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眼,追求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呈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互逆双运模式。在此基础上,方东美认为美与艺术精神贯穿于境界回向始终,是划分境界层次的根本依据,故而审美精神成为境界提升的前提;冯友兰则将觉解视为划分境界的根本依据,认为美与艺术作为一种负的方法,在觉解提升中虽有作用,但仅处于边缘性的辅助位置,需让位于道德学养,故而它们在境界提升中的价值地位不及前者。尽管二人都强调理想艺术的象征性特征并指出审美体验中直觉的重要性,但方东美主张以“无言之美”展现深微奥妙的宇宙智慧,冯友兰则关注于具有抽象共性的“无字天书”,并分别以之作为美的理想。
摘 要:沃尔夫林与哈斯克尔,分别代表了艺术史研究中“匿名”形式分析与“具位格”社会语境分析两种史论进路。这两种叙事在论、史之间各有侧重,前者面向整体,是哲学式、概念式的理论构建,解析艺术史中的内在“定数”;后者直面个体,是历史性、微观性的情境敞开,发掘艺术史中的外在“变数”。二者之间存在的建构性对话关系,恰恰能突破各自边界,形成方法论的互补。这种“匿名”与“具位格”的双重视野,为当前中国及全球艺术史的书写提供了重要的学理启示。
摘 要:全球艺术史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学术转向,它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倡导一种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的艺术史观,试图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实践置于一个相互关联的全球语境中考察。在此背景下,地方性知识受到更大的关注,但书写仍面临诸多困境。以西藏唐卡为例,从西藏唐卡的起源和跨文化阐释来看,学界对其书写存在语境分离和跨文化阐释困境,导致其深层文化脉络与艺术本真难以被准确传达。为此,全球艺术史视野下书写地方性知识应该回归原境,通过深度的田野调查、多维影像记录的民族志来实践实现地方性知识的活化与再生,让地方性知识与艺术史在双向对话中彼此滋养、协同发展。
摘 要:俄罗斯童话《弹琵琶的人》与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及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之间,存在一种深层叙事结构的呼应。通过对照发现,这些影片在表面的现实主义外壳下,运行着一套“童话思维”,并由此揭示了一个共享的“中年童话”叙事模式:男性陷入“囚犯”式困境后,在女性引导下唤醒内在的阿尼玛,完成从英雄情结到家庭回归的过渡;女性则在“拯救”中唤醒自身的阿尼姆斯,实现从附属到主体的转变。该模式并非艺术家们的主观偏好,而是“中年危机型”故事的分析心理学显影,为文艺批评提供了童话心理学的新视角。
摘 要:作为还原隐蔽战线斗争的重要媒介载体,谍战电影不仅是革命历史题材电影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特片亚类型在当代的赓续。近年来,国产谍战电影通过不同层次的悬念构建,践行了其固有的类型诉求,逐渐形成具有“谍战”特色的英雄性审美。具体而言,影片结合异质空间进行身体修辞,展露人物生存与否的历史困局,以身份话语的悬置还原人物真实的精神境遇,以非线性结构与不可靠叙述建构信息迷宫,使观众实现对人物认知视点的深度沉浸。本文基于“设谜—解谜—思谜”的架构,探寻谍战片英雄人物塑造的得失,能够为完善国产谍战电影的英雄形象策略提供可能性思路,并从中窥探英雄塑造与历史文本转述、当代主流价值表达间的对话协商路径。
摘 要:在数字技术重构影像生产机制的当代语境下,电影艺术面临着再现构建、证据异化与时间操控的三重本体论危机。这些危机引发了“电影之死”的学术论争,使得电影的发展未来显得尤为扑朔迷离。在此挑战下,德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托马斯·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提出了“作为思想实验的电影”(film as thought experiment),将“思想实验”看作是一种具有特定条件的电影分析视角与思辨实践路径,通过虚构场景或寓言进行假设性测试,从揭示多种可能、解构证据霸权、激活主体反思的维度,以新的本体论思考力图为当前电影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以及数字时代电影所遭遇的三大危机探索出一条潜在的解决路径。
摘 要:废墟空间蕴含着断裂、消逝与记忆叠加的独特美学,它不仅是物质实体在时间侵蚀下的残存状态,更是历史叙事被悬置后的“空场”。雕塑作为介入场域精神复活的媒介,这种介入超越了编年史记录,建构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在场”。通过语境锚固对废墟时间性、质料性及残缺性审美特质进行论证,并探讨雕塑媒介如何借由形态、材质与构造语言,实现从废墟残片到艺术美的转译机制,以场所精神的再生为落脚点,剖析雕塑重塑废墟空间秩序与唤醒场所精神内在生命力激活的逻辑。雕塑介入废墟空间并非简单的物理空间填充,而是基于美学转译的空间生产实践,致力于从物理废墟到文化场域的深层转化,进而为城市废墟空间的活化构建全新的视觉逻辑。
摘 要:在以篆、隶、楷、行、草“五体”为主线的正统书法史叙事中,杂体书长期作为边缘书写形态存在,其学术价值与本体论意义长期被遮蔽。以书体边界、理论边界、本质边界三重维度为分析框架,系统梳理杂体书自秦汉至元明的历史嬗变,考察其从功能性变体、话语扩张到边缘化存续的演进轨迹,解构杂体书在命名、谱系、创作逻辑中的话语博弈机制。在历史场域中,杂体书的功能演变与形式自觉,构成了对“书体边界”的持续试探与弹性突破;在理论维度,历代书论通过名实错位、谱系筛选与创作逻辑的分野,展现了话语权力在“理论边界”生成与重构中的主导作用;在本体层面,杂体书的跨语境实践打破了书法纯粹的抽象性、自然性与自足性,在文字与图像、刻意与自然、本体与情境的三重张力中,确证了书法并非静态实体,而是动态生成的文化场域,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书法的“本质边界”。杂体书不仅是对正统范式的形式反叛,更是推动书法艺术自我迭代与边界重构的核心内生动能。
摘 要:“身即山川而取之”是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美学命题,该命题反映出中国山水画在身体—宇宙哲学层面的思考。“身”“即”“取”是直接关系到该命题内涵生成的三个关键词。“身”是形神气化之身,它本于气化宇宙论,强调后天修养,是画家感应天地山川与绘画创作的本体;“即”是天人互感之即,指向天人感应的过程,推演出“三远”的取景方式;“取”是涵融受用之取,在天人感应之间取摄山川的真精神,“可游可居”作为绘画创作之“取”的终极追求,要求画面具有“气韵生动”的效果。通过对该命题的再阐释,《林泉高致》中的山水审美观和身体—宇宙意识得以浮现。
摘 要: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现代性始终是中国美术研究领域阐释本土艺术现代转型、建构美术史叙事体系的核心话语。重返中国美术现代性研究的学术现场,可以发现其话语实践呈现出从外源引入到本土创生的清晰脉络:20 世纪后半叶为学术滥觞期,以现代性问题意识的全面觉醒为核心形成“问题缘起”表征;21 世纪以来进入话语拓展期,依次形成以中国美术现代身份的合法性确证为核心的“问题创构”、以中国美术现代性本土起源的论证为目标的“问题突围”、以中国美术现代性话语边界的重审为重点的“问题反思”三重递进表征。对中国美术现代性的理论话语进行知识把握与逻辑重构,可以为进一步构建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历史参照与理论反思。
摘 要:本文探讨教育民族音乐学(educational ethnomusicology)研究,思索如何透过叙事性艺术实践与回应式教学,重构音乐教育场域的知识生产与学习关系。将民族志(ethnography)、艺游志(A/R/Tography)以及社会实践概念纳入课程设计,使音乐教学不再仅为知识的单向传递,转向以学习者为主体,借由“音声图志”教学实验,结合约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的“启程—启蒙—回归”三部叙事结构,以及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的“根与路”概念与反思,引导学生从艺术鉴赏延伸至创作实践与社会议题探究,与他者建立共感的社会关系,透过教学实作,提出教育民族音乐学可作为培养批判意识、创造力与反思回应的教育途径,展现艺术学院中音乐教学与社会实践融合的可能。
摘 要:本文以教育民族音乐学为理论基础,探讨新加坡华人传统音乐教育的发展脉络、实践模式与面临的挑战。在新加坡多元族群与语言政策的背景下,不同籍贯的华人传统音乐在主流教育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其传承主要仰赖民间团体的自主发展。本文以湘灵音乐社、南华潮剧社及新加坡传统艺术中心为研究对象,透过田野调查与访谈,分析其教学模式与推广策略。这些团体因应现代社会需求,发展系统化教学、融合多媒体与数位平台,提升教学成效与文化传播力。本文认为,湘灵音乐社、南华潮剧社与新加坡传统艺术中心在有限的资源与政府政策的影响下,这些团体仍然积极推广华人传统音乐,提供优质的学习环境以及与时俱进的教学资源。另外,这三个团体均展现出高度的文化能动性,在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愿意不断思考如何更好融入社会,通过不断地调整、突破限制,从而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实践与传承能力。不同籍贯的华人传统音乐教育虽处于弱势,但透过灵活多元的方式重构文化认同,其传承路径虽不传统,却展现出适应性与创造力。
摘 要:从教育民族音乐学的视角来看,西方学院教育体系使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中以“口传心授”为特征的教学模式被边缘化。在中国台湾地区,外台歌仔戏主要以家族剧团的“濡化式传承”与台湾戏曲学院的“制度化教学”作为两种并存的人才培养途径。本文基于文化濡化理论,以两种人才培养途径作为比较对象,指出家族剧团通过代际传承能使学习者有效内化外台技能,而学院教育尽管课程设置全面,却因脱离外台文化语境而难以培养出适应其传统文化生态的演员。由此指出,传统音乐教育方式应从教育民族音乐学立场出发,建立“口传心授”与学院教育之间的多元共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