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知识分子不再是书斋里皓首穷经的文人,而是被卷入革命浪潮,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凝聚救亡力量的重要群体。中国当代文学诞生了一批以知识分子革命历程为主题的红色经典作品,杨沫的《青春之歌》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两部作品。《青春之歌》以“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的爱
“秋兴”,顾名思义,即因秋起兴,因秋景触发作者的内心情绪与创作灵感。中国古代文学中以秋为题材的传统由来已久。战国时期,宋玉著《九辩》一篇,成为中国文人悲秋之鼻祖。明确以“秋兴”为题的作品,始于潘岳的《秋兴赋》。其后杜甫的七律《秋兴八首》,被后世奉为“秋兴”诗的圭臬。此后,历代文人所作“秋兴”诗层出不穷,既有模拟杜甫《秋兴八首》的作品,也有自出机杼的创作。何德新,字晖吉,号云台山人,贵州开州(今贵州
明清易代,士人的出处行藏成为标识其政治与道德立场的关键。钱邦芑将其概括为“殉节、遁迹、受刑、受职”四类,大致勾勒出易代后士人的生存图谱。本文研究的“遗民”特指明亡后心怀故国、拒绝与清廷合作的士人,其界定核心依据是政治立场;这类士人选择遁迹隐逸,使其具备了“逸民”的身份,这就在现实层面将二者紧密相连。清初归庄明确辨析:“凡怀抱道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兴废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二
中国诗学对抒情的观照和理解经历了一个由传统性走向现代性的漫长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史的大转折阶段,士人群体觉醒,文学开始走向自觉,抒情也在其特定轨道上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其中,阮籍的《咏怀诗》是富有代表性和过渡性的典型抒情文本,具有一定的范式意义。 一、觉醒之说:魏晋“文的自觉”和阮籍“由儒入玄”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玄学、佛教及道教的兴起,儒学的正统地位不断受到冲击,社会进入新的思想大
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红楼梦》与《呼啸山庄》是东西方经典爱情悲剧的代表,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展现悲剧魅力。形式主义起源于20世纪俄国的形式论,经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等理论流派的发展,成为西方文论体系中的一种重要理论。它的兴起,源于当时文学研究对“反传统”的迫切需求,核心主张是将文学研究的对象从内容的附属地位中剥离,确立形式本身的独立价值。该理论强调通过分析文本的结构、技巧、语言等要素,挖掘作品
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朝鲜半岛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此后,在日本殖民者与封建地主的双重压迫下,朝鲜民众陷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受地缘与历史因素影响,中国东北地区成为大量朝鲜民众寻求生存权利与发展可能性的重要空间,崔曙海(1901—1932)的贫困体验与文学创作主要是在该空间完成。1924年,其短篇小说《故国》发表于《朝鲜文坛》,并由此正式开启文学生涯。1925年,他又接连发表《逃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各种权力交织运作的场域。这一思路有助于理解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共同处境,自然被边缘化为可开发的客体,野生物种被剥夺栖息之地,二者都承受着空间上的挤压与规训。芭芭拉·金索沃(以下简称金索沃)的《纵情夏日》,以阿巴拉契亚山脉为背景,通过迪安娜在森林、卢萨在农场、南妮在果园中的空间实践,呈现了边缘生命重新占有空间、定义空间的过程。
贵州高原是一片神奇、古老的土地,境内峰峦叠嶂,溪流密布,洞天峡谷,云山雾海,被誉为“多彩贵州”。独特的地理环境,铸就了贵州多元共生的人文风情,为民族题材绘画提供了丰厚土壤。本文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审美”和“造境”为研究视角,聚焦改革开放以来贵州民族题材绘画的繁荣发展阶段,系统梳理其艺术特征与审美意境。研究发现,新时期以来的贵州民族题材绘画呈现出多元风貌:以自然为师营造抒情诗境,融合民族元素与现代观
随着时代发展,如今的工笔人物画创作已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创作题材持续拓展,形式与内容不断革新,涌现出无数精品佳作。在此进程中,校园题材工笔人物画作为一种正在形成的新兴类型,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时代特征,深受创作者与观赏者的青睐。校园题材工笔人物画的兴起与发展,既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也与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艺术创作者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作为崭新的绘画题材,校园题材工笔人
历史上学界对常玉的评价,似乎带着几分追悔莫及的意味。在他所处的时代,法国现代主义初兴,东西方艺术交融也尚在起步阶段。常玉以先行者的姿态将东方审美中精微绝妙的意趣与西方现代主义相融合,在中国艺术看似穷途末路的困境中,为其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然而,在常玉活跃的年代乃至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评论家对他的判断并非全然准确,因此对这类艺术家进行“再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常玉以中国写意线条为根脉,融合西方
当代羌塘藏族人物油画以写实主义为基础,通过对面部细节与肢体动作的精准刻画,还原羌塘藏族同胞的外在特征,同时借助服饰色彩与配饰细节的符号化表达,彰显民族文化内涵。这类作品深入诠释了羌塘藏族的精神内核,将他们的坚忍品格与虔诚信仰具象化,既还原了时代变迁中人物的真实状态,又融入了画家的人文关怀,完成了民族文化的当代表达。 一、造型语言的艺术解构:羌塘藏族人物的外在形态呈现 (一)面部细节的写实表达
东晋画家顾恺之依据曹植《洛神赋》创作的《洛神赋图》,在人物故事长卷的设色体系中施以石青、石绿等矿物性颜料,形成了以“青绿重彩、工细巧整”为典型特征的视觉风貌。该画采用勾勒填色与空勾无皴的技法语言,即先以墨线勾勒物象轮廓,再以石青、石绿等色平涂填染,山石部分不施皴擦笔触,由此确立了早期青绿山水画的范式。其设色深植于魏晋文人崇尚自然、追求超脱世俗的审美理想,借矿物颜料历久弥新之特性,象征永恒不朽;在视
《点石斋画报》作为晚清最具代表性的大众视觉媒介,以图文结合的通俗方式,将当时的科技新知、社会新闻、市井百态直观地呈现给普通市民,成为启迪民众思想的重要载体。在这些图像中,家居空间不仅是物质生活的记录,更是人们审美心态的视觉证词。本文聚焦画报中的家居场景,通过系统性地分析晚清家居的视觉语言、器物类型、空间布局,体现图像叙事在建构家居审美现代性的过程中具有核心作用。 一、《点石斋画报》家居场景的视觉
唐代金银器团花纹是盛唐装饰艺术的重要形式,以圆形放射或旋转结构构成饱满华丽的视觉效果。其发展经历徽章式、花卉式与动物式三种类型,并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审美特征的装饰体系,对后世团花纹样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团花纹的概念与结构特征 “团花”一词在《辞海》中的释义是“四周呈放射状或旋转式的圆形纹样”[1],团花纹是一类概括性的装饰纹样名称,其以圆形且饱满的构图为特征,成为唐代纹样风
院长李心草曾在采访中指出,如何让世界听见一个真实和立体的中国,在他看来,音乐正是最好的方式之一。音乐是跨越国界的通用语言,它无须翻译,可以直抵人心。当今中国钢琴音乐的风格探索,既要融入全球化的审美趋势,又要重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由青年钢琴家吕勃言创作的钢琴独奏曲《幻想曲·九儿》,就是一次响亮的点题与回应。它将大众熟知的影视作品《红高粱》转化为一场琴键上的音乐盛宴,是一部成功且深受欢迎的现
《诗经》的文学与文化内涵为艺术创作提供不竭灵感,赵季平版艺术歌曲《关雎》,以经典文学为基底,实现传统基因与现代理念的深度融合,是当代民族声乐“守正创新”的典型。本文以该作品为研究对象,结合文本分析、音乐形态分析与演唱实践分析方法,从传统根基、当代转化与未来启示三个维度,探讨其传统继承路径,为民族声乐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该作品坚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内核,融合中西音乐语言、对话古今演
作为巴蜀音乐的领军人物,敖昌群管弦乐创作深度融合了巴渝地域的文化精髓,将巴渝民间音乐元素与西方交响创作技法有机结合,形成独具地域特色与艺术价值的创作风格。本文立足敖昌群管弦乐代表作品,包括《生命交响乐》《康巴音诗》《羌山风情》三首管弦乐音乐,通过分析敖昌群创作中巴渝音乐元素的核心类型与提取方法,探究其交响化处理的具体路径,剖析提取与处理过程中的核心要点,旨在梳理敖昌群管弦乐创作的艺术特色,为地域
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分析,既需要进入旋律、节奏、调式、曲式、润腔等音乐本体,也要看到声音背后的生活方式、仪式秩序和文化观念。梅里亚姆在《音乐人类学》中提出“概念、行为、音乐本身”相互关联的分析思路,布莱金在《人的音乐性》中把音乐理解为“经由人组织起来的声音”,伍国栋在《民族音乐学概论》强调民族音乐研究应把音响形态与文化环境结合起来理解,基于这种理论视角,江华过山瑶《盘王大歌》选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的迁徙历史始终是族群文明演进的重要线索,而迁徙记忆更是凝聚族群认同、传承文化根脉的核心载体,其中蕴含着族群应对苦难的生存智慧与坚守信仰的精神力量。民族民间舞作品《行千脊》,聚焦云南文山黑傣族群的迁徙往事,深度刻画女性在族群迁徙、家园重建与文化代际传承中的核心作用及独特精神特质,成功入围第十五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终评。该作品由西南大学与重庆两江艺术团联合打
昆曲凭借诗性声腔与写意身段,构建起独有的东方舞台审美体系,《牡丹亭》更是将戏曲文本意境与舞台表演艺术相融合的艺术典范。不同昆曲名家对剧中杜丽娘、柳梦梅、石道姑等角色的演绎,虽各有技法特色,却始终恪守传统程式表演的核心规范。在现代戏曲传播语境下,传统昆曲程式易陷入刻板化的表演困境,结合经典剧目中名家演绎细节深挖表演内核,能够为昆曲表演技法解读和经典剧目的当代传承提供具象化参考视角。 一、声腔韵律的
青衣作为中国传统戏曲的核心行当,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追求与文化底蕴,其艺术之美贯穿于程式规范、形象塑造与文化内涵的方方面面。本文从艺术分析视角出发,聚焦青衣的审美坚守与当代诠释,深入梳理其在程式美学、形象特质与文化内核上的传承脉络,剖析当代创作中青衣在表演形式、传播路径与审美表达上的创新实践,并探讨传统审美与当代语境的融合路径,为传统戏曲青衣行当的活态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全文严格遵循艺术
由美籍韩裔导演席琳·宋编剧并执导的《过往人生》,于2023年上映后,获得了第9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与最佳原创剧本提名,并在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关注。影片讲述了一段跨越二十四年的带有半自传色彩的爱情故事,将人物关系置于全球化背景与移民视角的语境下,讲述了娜拉与海盛复杂而克制的情感关系。影片并未将久别重逢处理为传统浪漫爱情叙事中的强烈戏剧冲突,而是通过时间流动、空间转换、语言切换与日常对话,呈
当前,视觉传达设计行业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与本土化并行的发展趋势,单纯依赖西方设计理论与形式语言的创作模式,已难以满足当下社会对文化辨识度与情感价值的需求。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从传统民间艺术中汲取养分,试图通过本土化的视觉表达,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设计话语体系。然而,不少设计作品停留在对剪纸图案的直接挪用,未能深入挖掘剪纸艺术的本体特征与文化内核,也未实现剪纸元素与现代设计的有机融合。在此背景下,
近年来,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新媒体形态持续演变,视觉传达领域正面临多维度的挑战与机遇。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艺术创作与信息传播中,图像、符号、动画等视觉元素的运用极大丰富了表现手法与叙事空间。在此背景下,视觉传达设计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信息与审美元素,而是逐渐从情感传递、故事构建、观众互动等维度探索更丰富的表达形式。然而,新媒体语境下信息量庞大,人们受碎片化信息与多元文化的影响较深,这意味着作品视觉传达设计
玻璃艺术的现代化是一个跨越东西方的复杂历史进程,其核心在于从实用工艺向艺术表达的转变。对中国而言,这一过程不仅意味着技术层面的革新,更代表着社会艺术主体性的觉醒。因此,本文聚焦19世纪中期西方工业技术与艺术思想的传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院化玻璃艺术教育的崛起,以及21世纪全球化后的观念突破。本文通过仿玉的社会现象、上海土山湾工坊的启蒙意义、工作室运动的在地化实践,以及当代观念性创作的崛起,旨在
油画风景写生工作,是艺术家直面自然、同乡土交流的主要创作方式,更是传统绘画精神和当代视觉表达的重要纽带。回首中西艺术发展历程,风景写生一直是艺术家感知世界、呈现自我的重要手段,西方油画创作从古典主义画室静态作画,到巴比松画派走出画室,再到印象派直接面对自然光作画,达成了由再现自然到感知自然的观念跃迁,解放了光影、色彩与笔触,使油画有了生动的现场氛围和生命活力。中国传统艺术把“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作
民族器乐是中华音乐文化的核心载体之一,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与人文精神,凭借独有的音色特质、丰富的演奏技法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构成中国音乐体系的根基。在全球化浪潮持续推进、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背景下,现代音乐技术飞速发展,民族器乐也需要以多元姿态与当代音乐创作深度融合。当代音乐创作在技法、风格与媒介等方面均呈现出多元化、现代化与数字化的发展趋势,不仅打破了传统音乐的创作边界,更为民族器乐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