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介绍四部较少受到关注的早期海外移民(所谓“过番者”)留下的民间创作:《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埃仑诗集》《金山歌集》和《过番歌文献资料辑注(福建卷)》,提出华文文学研究中的民间视阈问题,指出对这一来自民间底层的文学现象的长期忽视和缺失,是华文文学研究的一大缺憾,应当引起我们的重新认识和重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其所突显的,不仅是华文文学研究从文人到民间、从显现到遮蔽的视阈拓展和深入,也是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厚历史土壤和宏大叙事背景,还是华文文学研究作为方法论的一种文化建构和解构。
摘 要:文学研究的“物质转向”为世界华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路径。张翎《金山》以跨国离散为语境,以华工劳作器物、乡土物象与跨洋信物为载体,构建起劳动空间、原乡空间、跨洋流动空间三维物叙事体系,完成对离散创伤、族群记忆与身份认同的物质化书写。小说在跨文化境遇中实现传统器物精神的当代转化与艺术创新,可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提供重要文本参照与学理支撑。
摘 要:当代美籍华裔作家邝丽莎的小说《雪花秘扇》与《牡丹绮情》围绕中国女性文化展开故事。通过“物叙事”理论阐释发现,小说中的中国元素既可以助力搭建可感的传统文化空间,也能够与人物形成“物我互构”的动态网络,从而串联起被官方历史遮蔽的女性历史。邝丽莎从江永县女书文化与《牡丹亭》评注文化切入,通过对历史之物的当代转译,构建了跨越时空的女性对话桥梁,既完成了对中国明清时期女性创作困境与文化传承桎梏的历史重述,也为当代华裔作家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跨越文化壁垒的创作范式。
摘 要:美籍桂裔作家陈谦在《繁枝》中,以故乡广西的物象为叙事核心,聚焦全球化背景下离散华裔的文化身份困境。文本中具象化的故乡景物与食物,既是原乡文化的根性象征,又通过多元感官维度唤醒离散者对故乡的具身记忆;随迁徙流动的原乡之物,承载着离散群体的跨域轨迹,隐喻着身份撕裂与文化延续的双重生存状态;移植于异域的广西风物,既揭示了异质文化融合的阵痛,又彰显出海外华人的生存韧性。陈谦通过对故乡物象的叙事书写,重构原乡符号,实现了传统乡愁与跨域身份的辩证融合,为离散华裔的身份建构提供了独特的文学阐释。
摘 要: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为叙事媒介,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的家书往事。电影借由侨批媒介,将离散华人的历史经验、家庭伦理与地方情感编织为一种可被当代观众重新感知的情义结构。首先,影片中的侨批既保存了跨海移民的物质痕迹,也承载了有关亲情、责任与故土的想象。其次,代写侨批的叙事设置使事实真实与伦理真实发生冲突,进而呈现女性在守护家庭秩序、重构伦理关系中的主体力量。再次,影片最终通过方言、侨乡空间和共写共读的情感机制,将潮汕地方经验扩展为具有普遍共鸣的情义共同体。《给阿嬷的情书》的创作实践表明,地方影像并不在于把地域文化处理成景观化的展示对象,而在于能否恢复地方社会内部真实的人情结构和情感秩序,这样才能成为连接历史、伦理和共同体情感的温情电影。
摘 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潮汕侨批文化,讲述了南洋女子谢南枝冒用已故过番客郑木生的身份,持续十八年向潮汕家乡妻子叶淑柔寄送侨批的故事。写信人与收信人皆为女性的叙事设定,颠覆了传统“男性寄批——女性收批”的基本格局,由此在叙事层面建构出一种以情义为根基的“女性情义共同体”。影片的叙事创新不仅重构了“潮汕精神”的情感载体,也为侨批作为世界记忆遗产的创造性转化开辟了新的路径。同时,这一概念可被提炼为一种批评方法,为侨批及离散题材中的女性书写提供可迁移的分析框架。
摘 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潮汕侨批为题材,还原了“三江出海、一纸还乡”的潮人下南洋往事,将侨批所承载的家国情怀和情义精神表达了出来。从《给阿嬷的情书》看潮汕侨乡文化,首先是潮人下南洋的移民史以及由此产生的潮汕侨文化景观,其次是电影细节处体现的潮汕本土风物民俗和潮人民性,最后是《给阿嬷的情书》表达了侨乡文化中的恋旧心理与情感联结,这也使它超越其地方性与时代性而与当代人产生广泛的情感共鸣。
摘 要: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中的戏曲民歌与小说叙事多有互文关系,尚待学界深入挖掘。戏曲民歌几乎贯穿《桑青与桃红》整部小说,在结构、人物、情节、主题等方面增强小说的叙事动力,形塑出独特的互文叙事美学效果。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丰富人物形象,呼应人物的命运,二是推动情节发展,调节叙事的节奏,三是深化小说主题,拓展叙事的内容。探勘《桑青与桃红》中戏曲民歌与小说的互文叙事,可为深入把握聂华苓《桑青与桃红》的美学风格及文化内涵提供一种思考进路。
摘 要:2025年,聂华苓家属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一批聂华苓文学资料,其中存有1973至2000年间杨振宁致聂华苓的八封书信(含七封原件、一封传真件),以及相关附寄文稿,属首次公开的珍贵史料。这批书信既有中文书写、也有英文书写,内容围绕文学阅读、作家评论、海内外文坛动态、中美文化交流等展开,集中呈现物理学家杨振宁长期被学界忽略的文学修养、审美趣味与跨文化视野。本文对八封书信进行系统整理与释读,厘清杨振宁与聂华苓、保罗·安格尔及“国际写作计划”成员的交往,呈现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翻译问题等的见解。这份“同时代人”的文学缘既体现了“科学与文学”跨界对话的独特意义,弥补了海外华文文学交流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同时也为聂华苓与杨振宁个人写作、交游等史料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摘 要:美籍华人作家、译者和文学活动家聂华苓在华语文学创作、中国文学译介和中外文学活动交流上居功甚伟,是中外跨文化对话的“文学摆渡人”。系统梳理国内外学界对聂华苓的研究,对聂华苓的多重跨界身份进行整体关照,考察其创作、译介与文学活动研究的现状、问题和不足,描绘这位“文学摆渡人”多重身份的跨界图谱。图谱显示:作家身份研究呈现大陆全景式与海外聚焦化的互补格局,译者身份研究需突破零散化状态,文学活动研究需加强以聂华苓为主体的考察视角。学界对聂华苓代表作《桑青与桃红》和其主持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研究颇丰,但也存在对其译者身份关注不足、国外研究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等问题。对聂华苓创作作品的译介、基于其译者身份的翻译研究、以聂华苓为中心的文学活动研究以及聂华苓多重身份之间的复杂互动可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这些发现可为思考当下的文化交流路径和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经验借鉴和路径指引。
摘 要:日据时期的台湾知识人往往视祖国大陆为自己“将来的地”,心怀对祖国的憧憬而跨海内渡,但在实际的旅居体验中他们却又常常感到理想的挫败。他们在祖国大陆的文化实践姿态可以分为“追先锋”与“边缘化”两种,前者以刘呐鸥为代表,追仿先锋艺术,关注中国现代性问题;后者以钟理和为代表,既处于大陆文化场域的边缘位置,也在文化实践中流露出边缘人心态。旅居大陆的台湾知识人在祖国认知与文化实践上的分歧与他们所接受的思想资源有关,折射出“五四”思想、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的混合作用,从中亦可发现他们与祖国紧密而复杂的联结,以及文学现代性的跨域流动。
摘 要:在台湾日据时期,有一位相当殊异的女诗人石中英,堪称“台湾的秋瑾”。她在一九三〇、四〇年代旅居福建,自觉以古典诗歌书写中华民族的苦难,言说自我对日本殖民侵略与闽地战争社会的观察与省思,更以文学为战场,透过诗歌积极为抗日复台、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奔走疾呼,是当时极少数从事抗战文学创作的台湾文人。石中英的旅闽诗作彰显了知识女性在战时介入社会的形态和书写特性,也呈现出台湾女性乃至台胞在中华民族抗战中的声音,为当下两岸共写抗战史提供了可能的言说方式。
摘 要:《三侠五义》是侠义公案小说的代表作。《楚留香传奇》是中国港台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作。两者共同体现出信守承诺、扶危济困、仗义疏财、不露圭角、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及声名远扬……侠义精神。侠客形象也实现了从皈依庙堂到横行江湖的转变。《楚留香传奇》是将武侠小说与侦探小说合一的炉火纯青之作。《马耳他之鹰》堪称美国硬汉派侦探小说的代表作。两者都在借鉴黄金时期英国等杰出的侦探小说传统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具有各自地域文化特色的侦探小说,都塑造了“文武兼备”的侦探形象,并对后来各自国家侦探小说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摘 要:离散是全球化时代人口跨文化流动的核心特征,其内涵涉及政治、文化和情感等多个维度,其意义在第一代移民及其后代之间存在本质差异。本文借助王德威、马努尔等学者的相关理论,以中国导演贾樟柯的电影《山河故人》和美国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为研究对象,从跨媒介、跨文化的角度探讨两种不同语篇中的离散叙事。本文认为:在两部作品中,第一代海外华人通过集体的记忆和饮食的乡愁,建构想象的故乡和华裔离散者共同体,进而竭力将后代纳入其中,却引发他们的不满,这种表面的代际疏离实质上是移民与夷民的文化分野。
摘 要:《金山的成色》展现出在白人定居者殖民资本主义下,亚裔与印第安人的三层关系。首先,二者同为白人定居者的受害者。西部印第安原住民在淘金热前后遭受种族灭绝和土地剥夺,而亚裔则遭受劳动剥削后被当成外国人排斥。同时,亚裔也是剥夺印第安人的同谋。亚裔的外来印记让其在追逐归属感的过程中,会主动挪用印第安原住民身份并无意地助推定居者殖民资本主义对原住民的掠夺。通过建立“被土地宣拥”的去殖民、去资本主义归属模式,亚裔与印第安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得以修复。
摘 要:2020年9月,薛忆沩的长篇小说《“李尔王”与1979》在连载完后的第四个月就斩获“中山文学奖”评委会大奖,成为华文文学界的一件盛事。从2020年8月14日《经济观察网》刊发的首篇评论到2025年7月《作家》和《湖南文学》杂志同时推出的两个“五周年”纪念小辑,这部目前还只有杂志版的作品在五年之内获得近30篇评论。笔者从这一份丰富的学术成果里精选出15篇编成第一部关于《“李尔王”与1979》的论文专辑,这不仅是为了呈现5年来对《“李尔王”与1979》热评的样貌,还希望能够带动今后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