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与税收激励协同作用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基于嵌入式理论,利用2010—202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实证模型探究数字经济、税收激励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东部和西部地区因数字基础设施集聚效应,升级效果更为突出,呈现马太效应特征。税收激励通过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激发创新活力,显著推进了新业态和新产业的发展,双向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应加强税收激励与其他政策协同配合,为产业创新松绑减负;坚持数字强国战略,推进产业升级;优化政策组合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综合考量区域差异,因地施策。
摘要: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服务模式,通过融合传统金融业与数字技术,对中小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基于2011—2023年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使用泊松伪最大似然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中小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从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来看,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轻融资约束和修正金融错配,有效地激发了中小企业在绿色创新方面的活力。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中小企业绿色创新的过程中,企业生命周期和环境规制强度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制造业中小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绿色创新方面的作用尤为明显。因此,要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充分挖掘数字普惠金融的多元化服务能力;构建高效的融资生态体系,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与纠正金融错配;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政策,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又要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加大对中西部中小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强化环境规制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
摘要:城市数字治理既是我国城市治理创新的重要着力点,也是党建引领功能发挥的代表性领域。在实践中,党建引领的有效运行有赖于议程设定、统筹协调、干部激励、组织动员等政党功能的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为政党功能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基于对深圳“民意速办”改革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地方党委通过高位推动,完成改革的顶层设计与议程设定;凭借其权力核心地位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统筹协调与流程再造;运用党管干部的制度权力,建立以绩效和民意为导向的激励与问责机制;依托严密的组织体系,深入基层、发动党员、联系群众,实现广泛的组织动员。这充分体现了党的全面领导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实践延伸,以及政党功能在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中的具体转化。
摘要:数字生产力在推进资本主义扩张的同时,也再度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激发了西方左翼学者对“共产主义”方案的新探索。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基于“一般智力”在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过程中作用的新变化,运用黑格尔的辩证哲学对“数字共产主义”进行了理论推演。他以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依循,把“数字共产主义”大致呈现为合作生产、数字共享和公共服务三个维度,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理想方案的斗争策略。但是,福克斯用黑格尔辩证法对“数字共产主义”进行理论推演的直接后果是,依赖“绝对精神”驱动的整个“数字共产主义”叙事逻辑陷入了概念演绎怪圈,最终偏离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原初语境和建构原则。只有在理想和现实的统一性中找到“数字共产主义”的生长点,才能建构出合乎历史辩证法的共产主义新形态。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理论中指出,商品交换中存在着“本质上的等同性”关系作为商品之间通约性的前提。这个“等同性”关系在经典的理论路径中被理解为基于投入商品中的人类劳动而形成的“实体的同质性”,它作为发生在交换之前的东西,与交换形式和货币逻辑不发生直接关系。与之相反,构成马克思批评对象的亚里士多德一齐美尔的理论路径,试图立足于商品的通约性去理解商品之间的等同性关系,这一条路径更加重视货币对于构成等同性关系的重要中介作用。一些重视价值形式理论的新锐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将后一条理论路径也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中来,但这种做法往往会导致诸如“货币价值论”的错误结论。其实,在马克思的“本质的等同性”关系中,存在着“形式”和“实体”的二重规定。商品的等同性关系并不需要作为“第三者”的价值“实体”或“货币”为其中介,毋宁说,形式规定和实体规定需要融合在等同性关系中才能获得理解。这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在“价值形式”理论中提出商品具有“本质的等同性”关系的关键。
摘要:在经学解构这一至为重大的中国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学界多注意经、史关系的异动,而较少关注经、子关系的嬗变。其实,晚清经学的解体与子学的复兴,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相互伴生的一体两面。从经主子辅、尊经黜子一变而为经子平等,甚至诸子夺席孔孟,子学因素在经学解构和传统知识结构性重组中的作用,不可不辨。乾嘉以来周秦诸子的复兴思潮,大致经历了以子学考证经义、对接西学、创教改制、倡明义理等阶段性变化,先后激活了子学中蕴含的文本、知识、制度和思想多个层面的价值内涵。当然,经子平等的最终结局,可谓中国传统学术摆脱经学束缚的自我解放和多元发展的契机,但也可能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与孔孟“道统”沦丧的象征,“新子学”建设任重而道远。
摘要:现代社会的道德秩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主义、技术化思维,以及价值体系的多元化,使得现代道德生活趋向扁平化和碎片化。在此背景下,道德叙事重新受到关注,成为重建道德意义和恢复道德经验的重要途径。从理论层面看,道德叙事体现出多重维度的内在逻辑,涉及叙事的道德蕴涵、叙事与情感的共构关系、叙事与生活的统一性,这些都构成了其回应当代道德困境的理论根基。从实践层面看,道德叙事通过情境化呈现、适应性转化和行动导向,帮助个体与共同体在具体情境中建构道德理解,激发道德反思与判断,最终实现从道德认知到道德行为的转化,彰显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实践价值与现实意义。
摘要:丁玲被捕后在南京的监狱中与叛徒冯达生有一女,这成为丁玲一生挥之不去的耻辱,后来丁玲逃出南京投奔陕北,本来以为就与这种耻辱的日子永久告别,却没有想到她的伤疤不断被人揭开。为了在精神上摆脱这种耻辱,她创作了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小说中的主人公贞贞被日寇掳去当了慰安妇,而丁玲则被国民党绑架后失身于叛徒:被日军蹂要比失身于原来就是丈夫的“叛徒”在身心摧残上要严重得多,但在隐含的救赎意义上却是同构的。不过被鬼子奸污与失身于叛徒仅仅是第一层凌辱,更进一步的凌辱在于:贞贞摆脱了鬼子来到了乡亲之间,丁玲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来到了自己的队伍中,都没有真正摆脱耻辱,而是仍然被人指指点点,在本应享受温情之时反而被揭开了不堪回首的创伤。贞贞的了不起之处在于,即使性病缠身,仍然为抗日的革命军队送情报;其中蕴含着丁玲即使在受辱之时,心中仍然向往革命。最后贞贞去延安治病,与丁玲走出泥泞奔向延安又是殊途同归。《我在霞村的时候》在继承鲁迅改造国民性传统的同时,又是一篇自我救赎之作,而后者几乎为所有研究者所忽视。
摘要:同样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三乘客》与同时期的“伤痕小说”相比,不仅关注个人的情感创伤,而且主张面向未来:向前看。郭绍珍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展示了主人公郑怀国、景源才与方达之间的矛盾,并通过矛盾的最终解决在那个时代彰显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文学主张。《三乘客》的审美品格能够启迪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挥文学的功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摘要:易卜生在众多戏剧中提倡“积极的生活哲学”,始终将人的存在作为戏剧创作的中心,时刻思考“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并成为其戏剧表达的核心思想之一。剧中人物对生活乐趣的追求、对有意义生命的渴望、对过去美好记忆的向往等思想的表达,是在戏剧所建构的多重复合立体空间的艺术传达中得以完成的,此种艺术表现手法是剧作家复合审美思维的集中呈现。生活哲学作为面向生活现实的哲学,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其根本追求。易卜生戏剧对于生活的反思与阐释,对身处现代性危机的我们可提供新的思想参照,同时也有助于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建立新时代的价值范式。
摘要:长期以来,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往往建基于如“国家”“帝国”等现代概念,以及对“王(皇)朝”“天下”“大一统”“国号”“中国”等概念的现代理解之上,由此构建的中国古代史实际上是现代人的中国古代史,而不是中国古人的历史。不仅如此,学术背景、价值观等的不同,导致现代研究者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以及中国古代史的解读也存在一定偏差,并围绕相关“史实”产生了诸多争议,但显然这些争议的核心并不是“史实”。有鉴于此,回到历史语境,简要讨论“王(皇)朝”“天下”“大一统”“国号”“中国”等概念原本的涵义及其演变过程,有希望为未来这方面的研究奠定共同的基础,避免诸多没有必要的争论。
摘要:辽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游牧与农耕文明深度交融的典范,其多元文化互动机制突破了传统“汉化论”的单一叙事,形成了独特的“差异共存”治理模式。在政治层面,辽朝通过“南北面官制”的双轨治理与科举制度的推行,既保留契丹旧俗,又吸纳中原官僚体系,为文化并存提供制度保障;经济层面,草原丝路与榷场贸易构建了跨区域物质流动网络,促使农牧文明在技术、商品与习俗层面深度互渗;宗教层面,萨满教、佛教与儒道思想的共存与调和,重塑了社会信仰体系;社会结构方面,通过婚姻联盟、士人流动及“因俗而治”政策,形成“习俗可变而认同不悖”的融合机制。辽代文化交融的核心在于以制度创新将差异转化为治理资源,既维护族群特性,又构建超越胡汉对立的共同体意识。这一模式不仅为金元清等后世政权提供了治理范本,亦对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摘要:数字技术的迭代催生司法范式的结构性变革。《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首次对非同步审理作出回应,建构起“三位一体"的数字诉讼体系。异步审理作为该体系中最具解构性的程序创新,其本质是对民事诉讼基本价值序列的重构。作为民事诉讼程序革新产物,异步审理对直接言词原则的虚置、对集中审理主义的悼反以及对庭审中心主义的解构,均触及传统诉讼程序的价值内核,其功能定位与规则建构亟待理论回应。异步审理的功能定位应确立“原则—例外”二元架构,并在此基础上就程序适用条件、程序转换、审判公开等方面进行规则建构。
摘要:我国是否有必要增设暂缓判决为审判阶段轻罪案件的程序出罪路径值得探讨。作为广义缓刑的一种,暂缓判决较缓诉和缓刑具有独特优势,与我国刑事诉讼的阶段性特征适配,更适于作为相对较重轻罪案件的出罪路径,能减轻或避免犯罪附随后果,提供更多阶段、更多办案主体主导下的接续分流,并为案件中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时间维度上的延展。暂缓判决中审判机关积极裁判者的角色并不违背控审分离的要求,与回应型司法的理念相契合。暂缓判决制度可以通过中止审理和终止审理两种程序变更的方式嵌入我国刑事诉讼现有框架。《刑事诉讼法》修改可以考虑增设暂缓判决制度,并可以从适用范围、条件、考验期、程序规则等方面进行设计。
摘要:前科制度因产生了“犯罪标签”泛化的消极影响而受到严厉的批判。但是前科制度以新社会防卫理论为基础,本质上包含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复归社会两个目的,“犯罪标签”泛化的现象是该制度在适用中出现失衡所导致的。所以,为了纠正前科制度的失衡状态,应以损益平衡为指引,并结合“四阶构造”的比例原则对该制度进行合理性检视和适用纠偏。通过目的正当性原则与实质关联性原则分析前科制度的合理性,确认该制度的目的并没有违背宪法的基本理念并具有足够的重要性,执行手段与目的之间具有实质的因果关联。可以运用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对前科制度执行过程中的失衡状态予以纠正,通过必要性原则实现前科制度的手段与目的平衡,并以均衡性原则确保该制度两个目的之间的平衡。
摘要:构建央地协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经之路,对此,须依循“主体一行为—责任”的逻辑脉络捋顺金融监管央地协同的法治路径。在主体维度,针对不同监管主体间权责存有潜在冲突且衔接不畅的现状,应明确央地监管主体在金融发展一金融稳定二元目标间须各有侧重,同时在不同主体间搭建平台主体网络以形成监管合力。在行为维度,须构建“中央管两头 + 地方管中间"的金融监管模式,且善加应用监管科技以适应新金融业态的发展。在责任维度,重点是调和中央垂直管理责任和地方属地管理责任的张力,统合各种责任,并从完善履职监督和优化协同问责两个方面构建责任共担机制。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高龄化与少子化三重挑战叠加的背景下,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也日趋弱化,导致社会养老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武汉A社区的老年群体在养老实践中,构建了一种以相互支持和单位依托为基础的互助养老模式。鉴于单位社区在城市的普遍性,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围绕A社区的老年群体重返单位社区养老的实践,探讨单位社区互助养老模式的形成基础与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单位职工在退休后,通常会选择离开单位住房与子女同住并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但随着孙辈的成长,那些临近“失能拐点”的老年群体却倾向于重返单位社区空巢生活,并在对原工作单位情感认同的纽带下,借助隐形在场的单位元素,立足于在地化的共同信任、关系结构和情感资源,构建生活化的互动仪式,重塑“老老互助”的单位社区社会化互助养老模式。因此,完善城市社区的养老功能,发挥单位社区互助养老的优势,是应对未来中国养老挑战的重要选择之一。
摘要:市场化物业与自治型物业是两种重要的社区物业治理方式,近年来一些地方又在实践中创造出委托型物业治理方式。委托型物业治理依托政府牵头成立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以低于市场化收费的标准为特定社区提供物业服务,既区别于居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社区物业自治,也不同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化物业治理。委托型物业治理体现了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展现出独特的优势,对于解决老旧小区的物业治理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委托型物业治理方式的形成和演变,受制于社区治理结构和行动者的策略选择,具体表现出两层逻辑关系:特定的社区结构性条件决定了委托型物业治理方式的生成;参与者的策略行为将导致物业治理方式的变化。委托型物业治理的未来发展前景,既依赖于政府部门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也取决于其在满足居民对高品质物业服务需求的同时能否为居民提供富含情感价值的物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