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劳动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典型劳动形态,推进共同富裕事业必须将这一重要社会实践方式纳入其中。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劳动形态的革新,数字劳动与共同富裕之间是必要手段与最终目的的关系。发展数字劳动与实现共同富裕,在本体论、主体论与价值论等层面具有逻辑共契性。数字劳动遵循从物理限制到数实交融、从资源壁垒到资源共享、从分散劳动到联合劳动、从单一环境到多维场域的技术逻辑,在价值创造、公平导向、主体参与和价值共识等方面赋能共同富裕。当前,数字劳动在赋能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资本运用平台盘剥、数字垄断和算法控制等手段,引发数字劳动资料占有不充分、数字劳动技术分布不平等和数字劳动主体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进而影响全民性、全域性和全面性共同富裕的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数字劳动有效赋能共同富裕,必须完善数字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成数字劳动共同体以及建构数字劳动正义原则,从而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根基、壮大共同富裕的主体力量和丰富共同富裕的道义表达。
摘要: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关键环节。数智赋能乡村治理不仅是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在构建“技术赋能一制度响应一文化适应”的动态模型背景下,可以发现数智赋能乡村治理的现实图景中,存在通过技术嵌入生效的渗透型、通过制度响应生效的重构型和通过文化适应生效的融合型等三种实践模式。当前数智赋能乡村治理中还面临着技术赋能与“数字寡头”矛盾逐渐显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失衡及治理主体地位的消解等实践悖论。因此,数智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进行确立技术谦抑原则、制定混合治理制度以及激活文化韧性等制度创新。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其绿色创新质量和效益提升是亟待探索的课题。基于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提质增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质量和效率,这一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生产率和创新人力资本投入方式以及缓解融资约束三条渠道实现企业绿色创新的“提质增效”。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化转型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质量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因此,要实施“国企 + 高技术企业”数字化、绿色创新双示范工程,构建“技术—人才一金融”三位一体的数字化、绿色创新赋能体系,建立ESG表现与数字化绿色转型联动激励约束机制。
摘要:“一老一小”服务统筹发展是实践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重要举措,而数字技术不断推动国家少子老龄化治理创新。当前城市的“一老一小”服务面临的困难主要有政策执行联动性较差、养老托育资源要素适配性不足、服务空间共享性不够、技术平台与工作机制欠完善等方面。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视角,构建“数字技术驱动一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选取四个城市作为典型案例,揭示数字技术在消解“一老一小”服务困境过程中所发挥的“强一弱”等不同作用强度,分析“高一低”等不同服务模式统筹发展程度。研究发现,四个城市分别形成了工作机制协同的服务统筹模式、数字技术促进社会参与模式、数字技术辅助政府工作模式,以“服务统筹”“要素统筹”“空间统筹”“机制统筹”为核心,突破其发展的实然局囿。因此,不同类型城市应有不同的实践路径,因地制宜促进“一老一小”服务统筹发展。
摘要: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行政资源下沉到乡村成为必然趋势。村民自治在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乡村治理逐渐呈现出行政嵌套自治的特征。乡村治理体系内嵌着村民自治与行政资源下沉之间的复杂互动,但村民自治与行政资源下沉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而是动态的共生关系,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体系在基层治理的场域中共同维护基层稳定和发展。面对不平衡、不畅通、不匹配、不活跃的考验,应重新认识和把握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与行政资源下沉的关系,探索二者的良性互动机制,从制度、组织、技术和主体等方面整合韧性共生关系,协调乡村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资源,助力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
摘要:从概念涵义、内容框架与完善进路三个维度深化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相关研究,是进一步推动其健全完善的关键。从主体、结构及核心词汇等维度分析,可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界定为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构建的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党的民主集中制为统领、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基础的关于党和国家监督、正风肃纪反腐、自我净化完善革新提高的制度、条例、规章、规范、准则、意见、办法等的有机整体。将制度理论与制度实践相结合,可把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进作风、监督执纪、纠偏纠错、惩处问责等六个方面。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要坚持以系统性优化内容供给、以协调性促进衔接联动、以创新性推进动态调整、以长效性夯实制度根基,不断增强制度规范体系的实效性、适应性、科学性。
摘要:对主体问题的反思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可被认为是《资本论》的哲学主题。以往有关《资本论》中主体问题的研究,缺乏对资本逻辑与人本逻辑的辨析。其中,资本逻辑将理性形而上学中的观念主体、基督教中作为主体的上帝以及生产当事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拜物教意识中作为主体的物,经济学地还原为资本主体,借助劳动价值论可将其进一步还原为“抽象劳动”主体;人本逻辑主要通过具体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资本家、劳动资料等支配具体劳动过程的主体性、劳动者的生存境况与革命主体性,揭示出资本逻辑下新主体得以生成的具体历史过程。从根本上讲,资本逻辑是一种以资本为主体的抽象化逻辑,反映了资本无止境增殖自身价值的欲望,是去历史性和结构性的权力话语;人本逻辑是一种以具体的人为主体的具体化逻辑,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是历史性和辩证性的解放话语。在双重逻辑的辩证互动中,马克思展开了其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科学构想。
摘要: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阐释长期面临着“历史”与“价值”二元对立的困境。为超越“历史必然性叙事”与“抽象异化批判”的理论对立,须回归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原点,将“现实的个人”确立为共同体演进的存在论基石,并以物质生产、新的需要、生命生产及社会关系这“历史四要素”的历史变迁为核心线索,重新理解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原初语境。共同体的演进史,实质即是上述生存要素的历史演进过程。“真正的共同体”正是通过对生存要素的重构与积极扬弃,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客观历史规律与主体价值规范的统一,从而标志着人类生存方式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迁。
摘要:游戏是人类的本能,在中西文化中都有着悠久的传统。汉语的“游”,按照字形演变可一分为二:一是以陆地之“遊”表示的现实活动,包含狭义的游戏,如“遊玩”之“遊”;二是以水中和空中之“游”表示的精神活动,如《庄子·逍遥游》之“游”,指向绝对自由的超现实领域,代表着最高的审美理想和人生理想。而德语的“spiel”,所指的游戏是平衡感性与理性的桥梁,指向美的领域。随着近代西方美学思想的传入,中国学者吸收席勒等人的“游戏说”改造汉语的“游”论,“游戏”在审美领域发生转义。中国游戏理论由对自由理想的探讨转向游戏活动自身,突出游戏与现实的关系,从“游”回到“遊”,传统的“游”精神逐渐隐没。文字游戏的兴起为文学理论进入电子游戏研究提供了契机;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传统叙事学与游戏学就研究重点展开论争,最终形成了融合的游戏理论体系,实现了对“游戏说”的颠覆性改造。“游”之中西比较,或可为关键词研究领域的文明互鉴提供范例及范式。
摘要:由于在经学和文学上拥有特殊地位,《诗经》成为了明传奇语言生成的重要知识语料库之一。明传奇在引《诗》时既会遵从古义,也会“断章取义”。经语的渗透带来了传奇文本地位的提高以及曲体结构的微妙改革。明传奇引《诗》的微观考察展现了两种文体的同源性和异质性,折射出明代文学生态中不同文体之间的互动与共济。
摘要:清末民初风云际会,外源性影响与民族化实践相互交织,汉语著述文本中的西方言说姿态逐步由盲目排斥转向适度近察,从而实现了新文学话语共谋。转型变局中知识分子重构汉语形象的时代“气质”,开启攸关文学现代性演进及新文学发生的路径探索:经由策略性的政治话语提炼西方历史名人的革命气质,开掘被遮蔽的“人的价值”及文学关怀;西方城市建筑中蕴涵的启蒙气质为该时期知识分子提供了隐喻性灵感,“民族—国家”元素被巧妙纳入“理想中国”与“新世界”的文学设计之中;以伦常叙事的表达范式发现、比较中西节庆习俗的意趣气质,拓展了文学情感结构的“寓意”空间。
摘要:在当代国家的表征系统中,高耸的山脉与绵长的大河通常被视为国家风景;各国知识精英通过神话、文学、艺术或历史的叙事方式进行文化实践,将作为自然地理空间的国家风景塑造为一个实现民族认同的国家符号。神话与宗教,诗歌与文学是欧美社会传统的叙事方式;历史文本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叙事方式。近代以来,在欧美创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莱茵河通过神话叙事的文化实践成为德意志的国家风景与民族符号,密西西比河通过文学叙事的文化实践成为美利坚的国家风景与民族象征。而近代中国在国家民族重塑的过程中,黄河与长江在民族主义渲染下演迁为民族国家的符号和中华民族的象征。东西方不同的叙事方式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了一个方法论的启示,即在内涵构建上保持中华民族历史叙事的原真性,在传播形态上借鉴欧美多元叙事模式的现代性。
摘要:秦“采药昆仑”刻石的发现,为秦汉神仙信仰研究提供了关键新证。刻石记载了秦始皇三十七年五大夫出使昆仑采药之事,打破了学界此前认为秦始皇与昆仑信仰无关联的认知。昆仑神话起源较早,战国至西汉中期蓬莱信仰崛起并达巅峰,西汉晚期至东汉昆仑信仰复兴并成为主流,东汉晚期蓬莱信仰在局部地区再度抬头。秦“采药昆仑”刻石填补了秦代昆仑求仙的史料空白,印证了秦汉时期昆仑与蓬莱两大神仙信仰并行发展、此消彼长且持续交融的历史进程。
摘要:执法权下沉镇街是健全行政执法体系的改革举措。实践中存在清单式和条款式赋权模式对立以及赋权形式异质化、层级失序、内容模糊等问题,致使赋权活动面临逸脱法治轨道的风险。赋权模式的选择与完善亟待理论回应。以清单为形式载体,可合理限缩赋权范畴;省市县逐级赋权有利于满足镇街执法需要;下沉处罚权及其相关权力,可解决末端治理困境。故应选择清单赋权模式,具体以处罚权为核心,通过多级清单依次放权。未来应当限缩赋权清单的对外效力,细化执法情节规定,以优化其形式结构;区分自选与必选事权,以衔接各级清单;优先下沉简易性处罚权,并以预防性与担保性为标准选定相关事权一并下沉,以完善赋权谱系。
摘要:“民生”是一个地道的中国概念,是传统中国爱民、亲民思想的直接体现。“维护生命、延续生存、策划生计、发展生活、群求生趣”是“民生”存在的根本原因与目的。民生权客体是一个包含事关个人生命、生存、生计、生活、生趣等诸多要素的利益群。从具体权能上看,民生权具有“保全自我”“获得传承”“谋求发展”“获得幸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五项权能,且呈现出了梯度构造特征,并决定了民生权具有谱系性特征。由于关系性权利性质使然,传统型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关系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民生权所涉场域。因而,构建一套含括“国家(政府)一企业(平台)一社会—家庭一个人”等主体在内的新型保护义务关系结构,以保障民生权有效实现,即显得尤为重要。
摘要:“三治融合”表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形成整全型设计。德治与法治将自治作为媒介,形成嵌入式关系。当前各地的“三治融合”德法嵌入式关系实践可以总结为“个人引领型”“协商共识型”“制度驱动型”三种经典范式,为基层治理提供参考和推广的样板。作为一种具备治理效能的有益经验,嵌入式德法关系应当从基层治理领域推广至全面依法治国的全领域和各环节。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德治方式的时代创新以及通过党建引领夯实德治的基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