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关注杜甫《北征》诗中的一处“闲笔”(黄生语),即全诗第33至44句从“菊垂今秋花”到“益叹身世拙”一段。这段“闲笔”处在本诗“去国”和“归家”两段叙事之间,构成诗人从“在朝”到“在野”两种心情或主体抒情位置之间的中区过渡,标志了杜甫生命情感结构中的一次重要转折:在此之前,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愿景已成明日黄花;而在“人烟眇萧瑟”“幽事亦可悦”的“寒山”道上,这一幻灭的乌托邦理想更沿着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向分化变形。
摘要:石问之校订本《红楼梦》是近年红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也是《红楼梦》版本成长史上的一座界碑。其不仅对原续作中的文字讹误、年龄混乱、时令颠倒等做了大量校正,还对后四十回中偏离原作主旨、违背性格逻辑、偏离叙事轨道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处理。通过文字修葺与创作改写,原作增删、版本传抄等造成的文本错误,原、续作品因思想艺术落差导致的不和谐问题,都得到了较为根本性的解决。在修订策略方面,校者通过截长补短、再造善本,依循原笔、矫正脉理,遵从伏线、重塑形象等一系列努力,不仅使《红楼梦》的艺术水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跃升,还为文学遗产的继承发展提供了可贵的文化启示。
摘要:19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文艺研究呈众声喧哗之势。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回望以往之研究,可见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差异与得失。其中,“重写文学史”“再解读”和外部研究的理路为社会主义文艺打开了新的阐释空间,“社会史视野”和“人民文艺”的研究范式虽也在一定程度上重现了革命实践与文艺的互动,但都难免落入二元对立和以偏概全的窠臼。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研究还需建立一种更具涵容性的审美视野,在关注其功能价值的同时,重拾其文学价值,并且警惕知识结构和价值判断的预设,在文学史与社会史之间找到新的连结点。只有以更公正的立场重返历史现场,才能充分发掘社会主义革命与文艺的精神遗产。
摘要:本文以聂绀弩1935年发表于《文艺大路》的佚文《关于巴比塞》为中心,在考释的基础上重新审视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解方式。《关于巴比塞》的意义并不限于一般性的“反战”纪念,更重要的是聂绀弩借巴比塞的“转向”来回答作家如何在现实运动中重构主体,并重新获得把握现实的能力。对勘概念在中苏日之间的跨界流动,可以发现聂绀弩提出的“忠实”概念存在“правдивых-信実-忠实”的国际感觉与演进脉络。由此,聂绀弩笔下的“生活”也不再是经验意义上的日常存在,而被赋予了鲜明的历史方向性与政治合法性,“现实主义”也成为一种要求作家不断修正自身主观、进入历史实践的创作伦理。
摘要: 作为中国百年乡建话语的当代创造性转化, 艺术乡建在全球当代艺术社会转向与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政策的双重共振下, 由艺术家个人 / 团队的先锋实验演进为 “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村民主体” 的多元联动社会实践。然而, 现代性话语主导下的部分项目仍是以空间改造和文旅开发为特点的 “硬干预”, 面临外来艺术话语与乡村内生文化错位、村民参与感不足等现实困境, 对地方性知识的体认和激活势在必行。本文以参与式观察、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对四川宣汉白马花田艺穗节、江西浮梁大地艺术节进行个案研究, 探讨艺术节庆通过多重主体合作共治模式和 “美即体用” 的东方审美理念来实现乡村文化自我重塑的 “软介入” 路径, 为艺术乡建研究回归乡村立场提供可参考的本土经验。
摘要:人文经济学的理念为文化节庆发展、地方经济提升与城市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基于人文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框架,引入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采用案例分析法,探析蛇口戏剧节在空间叙事、议程设置、节庆时序与社区嵌入四个维度的综合赋能路径。作为社区导向型城市戏剧节,蛇口戏剧节近年来生动践行了以人为本、文化塑造经济和经济反哺文化的理念,激活了深圳的文艺和经济发展,揭示了戏剧节如何通过行动者网络机制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动能的转化。
摘要:“三水女儿红头巾”作为承载20世纪上半叶广东三水女性下南洋谋生的历史记忆,经由小说《南洋红头巾》、纪录片《飘逝的红头巾》与粤剧《红头巾》三种媒介的跨媒介叙事,完成了从地方史实向民族文化符号的转化。三种媒介在共享同一故事世界的基础上,通过文学奠基、影像定锚与艺术升华的协作机制,实现了历史记忆的激活与文化意义的再生产,并为如何在当代语境下通过多元媒介协作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文化记忆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阶段,戏剧艺术面临新的发展环境。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戏剧的社会功能与表现形态亦发生相应调整,逐渐形成主流戏剧、实验戏剧与商业戏剧并存的格局。林兆华在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体现出鲜明的探索意识与实践自觉,其艺术努力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在生产机制上,通过确立“导演中心”的工作方式,重构剧场艺术的话语结构;在体制框架内,于资源依托与创作规范之间寻求平衡,拓展艺术表达的空间;在体制外实践中,以戏剧工作室为平台,开展对经典文本的重新解读与形式实验。这些探索均指向对戏剧创作自主性的追求,既推动了舞台语言的多样化更新,也反映出形式探索与内涵深化之间的张力。林兆华的创作实践不仅呈现出20世纪90年代戏剧工作者的艺术思考,也为中国当代戏剧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参照。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审美生态日趋多元的当下,其创作中关于形式与内容、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市场、体制与个性的探索与反思,更成为当代戏剧突破发展瓶颈、构建多元表达体系的重要镜鉴。
摘要:1995年,李福清在牛津大学发现《新刊全本绣像花笺记》(下文简称“牛津本”),并依据书中所附信函,考证为明刊本。这部木鱼书在大航海时代传入英国,成为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劳德的藏书。17世纪初,劳德为开创英国东方学研究的风气之先,把私人藏书移交至圣约翰学院的藏馆,其中即包括明刊《花笺记》。但因缺乏中文馆员,这册粤调说唱没有被编入汉籍书目,遂致在藏馆尘封了三个世纪。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号召高校发展中国学。牛津大学的馆员在普查文献时,发现并修复了这部汉籍,其价值方得以被重视。通过对此唱本西传渊源、修复过程及文献发现的梳理,可考见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与学人交往,进而钩沉三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细节。
摘要:1935年,许地山受聘于香港大学,逐步由传统知识型学者转向活跃于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他在香港大学中文系推动课程体系改革,倡导新文学与白话文教学,引导青年群体增强民族认同;同时积极参与社会组织与文化活动,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以文艺动员的方式投身抗战救亡。香港特殊的殖民语境及相对宽松的舆论空间,为其公共实践的展开和文化启蒙主张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其公共形象也由此在报刊媒介、社会团体与公众互动等多重路径中逐步形成。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民族危机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与自我重塑,也揭示了许地山公共形象生成的历史机制及其时代内涵。
摘要:立足观念与态度变迁的双重视角,探讨广州城市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路径,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继承非常重要。广州城市文化依托岭南文化根脉,以平民性、商业性、开放性为核心特质,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实现自我更新。本文指出了标签化认知的局限,强调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州文化建设的重要指示为坐标,构建涵盖千年古城底蕴、近代革命风骨与改革开放精神的文化阐释体系。研究认为,唯有推动历史观念与时代语境的深度融合,强化文化研究的在场感与大众传播的日常化,方能在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确立广州文化的主体性与话语权,实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