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借助中国文艺美学理论, 探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物理空间、情感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三重建构, 并着重揭示其承载的文化内涵与价值意蕴。影片以“侨批”为核心意象, 通过潮汕与泰国两地的地理跨越, 呈现海外华人在离散中寻根、在漂泊中坚守的精神图景。物理空间上, 侨批作为“意象”纽带,承载着“守望”与“漂泊”的双重美学; 情感空间中,亲情、友情、爱情的交融, 彰显了“发乎情, 止乎礼义”的东方伦理温度; 社会空间中, “胶己人”的守望相助与华文教育的薪火相传, 建构起“海内外一家亲”的伦理共同体。影片的文化价值在于: 它以小人物的命运书写了大时代的迁徙, 以“侨批”这一微小物象传递了“重信守诺、有情有义”的中华传统美德, 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一次弥足珍贵的情感教育与价值回望。
摘要:作为一部根植于地方性经验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票房佳绩与广泛的口碑传播,完成了华语地域电影中罕见的文化跨越。影片将“胶己人”的地方性伦理,投射至亲情、爱情、友情、同乡情乃至家国情等更具普世性的情感关系之中,完成了以“情义”为核心的情感结构重组。借助“下南洋”的历史框架与侨批的物质媒介,建构起连接故土与异乡的“通道美学”,使离散经验升华为具有民族认同意涵的乡愁表达。与此同时,它也回应了加速社会中个体对稳定共同体的心理渴求,并以方言的在地性与素人表演的本色感,对主流影视工业的精致化叙事形成祛魅。由此,影片既深度扎根于地方性经验,又经由创造性的转译,实现了对地方性的有效超越。
摘要:2016至2025年间,中国科幻文艺由相对单一的文学类型或影视题材,逐步转向由阅读、影视、游戏、舞台展演、展览及沉浸式体验等共同构成的多媒介发展格局。这一演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产业结构变化推动媒介结构调整,媒介结构调整进而影响文艺主体性生成的过程。基于此,本文从上述艺术形态出发,考察中国科幻文艺在原创能力、审美自主性与思想独立性三个维度上的结构性变化。研究发现,在多媒介扩展过程中,中国科幻文艺的社会可见度与文化渗透力有所提升,但其主体性并未得到同等程度的增强。中国科幻文艺主体性的演变主要表现为科技想象共同体由集中生成转向模块化配置、认知价值与消费价值由单向主导转向双重牵引,以及未来意识由长周期沉淀转向多时间性并存。三种变化共同重塑了科技想象、思想实验与未来世界建构的生成机制,也使中国科幻文艺在数智时代面临新的主体性挑战。
摘要:本文以《量子幽灵》为个案,结合戏剧媒介史与中国语境,重新审视科幻与戏剧的关系,提出“科幻剧场”作为一种重构技术认知的路径。19世纪以来科幻与戏剧因“奇观”而相遇,又因媒介分化而疏离,而当代数字舞台技术的发展则使科幻得以“后奇观”方式重返剧场。《量子幽灵》通过旋转装置使量子时间结构舞台化,将技术从视觉工具转向生成机制,重塑观众的具身认知位置。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幻剧场”概念,科幻不再只是题材,而成为重组剧场结构与观看关系的认知框架。这一转向突破传统舞台的功能主义逻辑,为中国语境中的科幻戏剧开辟独立于文学与影视的表达路径,并在当代城市空间中催生新的剧场可能。
摘要:科幻哲理剧《量子幽灵》所描绘的硅基人驱逐人类的未来不只是一个关于技术失控的科幻想象与警告,而是一个与古典的政治命题和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相互呼应的、对科技、伦理、人性的深刻反思与叩问。《量子幽灵》描绘了一个监控资本主义逻辑发展到极致的未来社会,该系统从效率监控到身体改造,直到对死亡的重新定义,将人类彻底置于可计算与可控制的框架内,从而剥夺了生命本有的几乎一切可能性。主角李衍的反抗始于守护作为异质存在的亡妻的“量子幽灵”,终于以观测者之死瓦解被锁定的未来,揭示了一种源于系统内部裂隙、以自我献祭重启可能性的反抗路径。在技术霸权的围困下,真正的希望可能正是捍卫生命那不可被规训、始终面向可能性的尊严。
摘要:近年来,国产科幻剧逐渐形成了有别于经典科幻宏大叙事的创作特征。其一是悬疑叙事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时间异常、空间异常、规则异常等科幻设定深度嵌入谜题结构,通过信息遮蔽、认知错位与层层揭示,推动故事在真相追索中展开;其二是技术思辨贯穿具身智能的身份伦理、算法平台的权力结构与文明的碰撞等议题,呈现出鲜明的现实风险意识;其三是建立奇观化日常,将奇观与日常联结,通过日常空间的陌生化、身体经验的内在化以及幻想与情感真实的平衡,探索出一种兼具惊奇感与共鸣感的审美表达。三个方面相互支撑,共同勾勒出国产科幻剧在当前产业语境与社会文化中寻求平衡与突破的创作面貌,也为思考科幻想象与现实关怀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摘要:洪灵菲、戴平万、冯铿等旅沪潮籍左翼作家在“五卅事件”发生时都在广东,他们虽不是上海“五卅事件”的亲历者,却是“五卅运动”的参与者。他们的“五卅”叙事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潮籍左翼作家们的“五卅”叙事,写实性很强,文史互证,可作信史;第二,展示了广东左翼作家们的精神成长历程,可视为他们的个人成长史,见证了“五卅”青年群体的形成;第三,潮籍左翼作家们的“五卅”叙事是“五卅运动”辐射周边社会的见证,代表的是边缘,以及边缘与中心的互动。
摘要: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所激起的抗日救亡情绪推动和上海剧联、社联、文总等组织的影响下,中大抗日剧社、广州文总等广州左翼文化、文艺社团相继成立,掀起了广州左翼文艺运动的高潮。这些社团的发起者、领导人和骨干成员基本都是广州各大学、中学的教师和学生,运动的载体也主要是由师生所操持的社团刊物、秘密刊物或校园学生刊物,从运动中也走出了陈黄光、潘皮凡、温流、易扬、草明、楼栖、杜埃等有成就的师生作家。
摘要:重视圣经是湛若水一直秉持的重要观念,他主张“反经立我”,并以诠解经典为其一生最为重要的学术志业,这显示出了他与其师陈献章与王阳明经典观念的不同,也是明代理学歧向的表现。然湛若水又在心学的立场下强调“全经在我”,以“尊心”来融解“尊经”,于是在经典观与知识论上彰显出了明学特征。这一融合宋明理学思想的经典观念表明了湛氏学术思想的基本趋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明代理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摘要: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体现出一种政治话语与日常叙事的内部张力关系,这既是对50年代创作中政治与生活之张力关系的继续反思,也是90年代世俗化、日常化时代语境下在日常叙事基础上寻求革命理想与日常生活相融合的有效尝试。政治话语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遮蔽使得日常生活只能在革命的意义下获得合法性,但圈定在日常生活范围内的革命叙事又避免不了个体层面从生活视角对革命进行的重构。时间的距离和空间的阻隔为政治话语空间中表现日常生活空间提供了两种书写策略,日常生活世界的敞开虽能部分消解政治话语的权威性,但它始终处于与政治话语相互协商相互重述的复杂关系中。
摘要:《梨与枣》既是一本精致的随笔集,也是一部微缩的阅读史。葛亮记录其阅读的体悟,辗转作家和读者两重角色,频繁但灵巧地切换身份,展现出各类书籍中涵盖饮食、器物、文学、艺术的大千世界。与此同时,他出乎书里文外,阐释“物”象,把与不同作家的精神互动落实到物象之上,贯通全书。葛亮借所阅读文本中出现的各式各样的“物”,洞见流转在温情与冷漠、挚爱与怨恨之间的人类心灵的驳杂;找寻开启个人、家族和时代记忆门锁的钥匙,尽管有时难免物非人非,尽显无奈;它们生成历史的注脚,理解文明演进过程中频频出现的偶然性及其敞开的哲学真谛。在典雅的文笔和精妙的品析配合下,形成一部华而又实的读书随笔。
摘要:李浩小说《灶王传奇》通过边缘小神,折射中国文化中有趣味、有深意的点,试图追问该过何种生活、该有怎样的眼界,也寄寓着写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内在痛苦。关于创作,李浩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优势和短板,关键是要认清自己的独特性,李徽昭认为好的创作应该在传统文化、日常现实和世界历史中往返穿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