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文友: 岁末将至,风和日暖,岭南之地长夏无冬,此时正是一年中最令人沉醉的时节。天光云影,交织徘徊,过去的成就与未来的愿景在此刻交叠,令人神往。然而,这也是最易引人沉思,甚至诱人迷失的季节。在辞旧迎新的喧嚣背后,我们不由得警觉两种迷失:一是在惊涛骇浪后的迷茫里,将航向全然托付给运气,随意朝着“某个方向”启动;二是明知新的起点就在眼前,却因迟疑的惯性与怀旧的牵绊,在时代浪潮里错失了宝贵的机遇。
摘要:罗映球是中国现代版画史中岭南地区的代表性艺术家,其70余年的创作生涯既是个人风格持续演进的艺术创作轨迹,也是20世纪岭南版画艺术由“写实”走向“写意”的创新转型过程。通过对罗映球从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后三个主要创作阶段的作品梳理,可以发现罗映球的版画艺术创作由单一叙事的“写实”风格逐渐向侧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写意”风格转变,其后期创作在岭南山水中融入了笔墨精神,建构、传递了岭南文化的独特气韵。罗映球的版画创作扎根岭南的社会生活之中,其艺术创作的深入研究为新时代文艺创作扎根本土、兼容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摘要:本文以广东美术馆在广东文化区域的作用为例,展开论述美术馆与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广东美术馆开馆以来具有代表意义的收藏、研究和展览案例,探究作为区域重点美术馆所代表的文化立场、研究向度和学术高度,阐释美术馆如何在区域文化视野下实现多维度的身份认同,从而实现品牌塑造和发展。
摘要:本文以广州歌舞剧院出品的“岭南三部曲”——舞剧《醒·狮》《龙·舟》《英歌》为例,聚焦岭南地区极具辨识度的核心文化符号,通过对南拳、醒狮、龙舟、英歌舞等传统非遗艺术的提炼、转译与重构,生成兼具“在地性”与“当代性”的身体语言表达体系。在舞台创作上,三者延续了岭南文化“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精神内核,通过对叙事结构的创新、身体语汇的解构与重塑和舞台审美表达的升华,实现了传统民俗艺术形式向当代舞台艺术作品的跨越。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对三部作品的深度剖析,聚焦于“身体语言”的生成机制与美学特征,揭示岭南舞蹈文化自觉—艺术创新—社会影响的实践路径,为地域舞蹈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当代转化提供了范例。
摘要:身处广东省东部的潮汕地区,响应时代召唤,积极挖掘运用在地的“非遗”资源,通过创新性的活态传承,投身新时代“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之中,大抵呈现出以下三副“面孔”。第一,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助推下,潮汕英歌舞以其矫健灵活的舞步、英气的水浒扮相、辅之以潮州大锣鼓为代表的潮乐特有的喜庆节奏感,深受广大网友的推崇追捧,掀起全民“二度创作”的浪潮。第二,新时代潮语歌曲创作的代表性人物潘琼林,通过《玉堂春》创造出“主唱歌手潮剧戏腔奠定基调+辅唱歌手潮剧原腔点明故事内核+真实作者RAP现身说法”三重合唱的潮语古风歌曲新模式,使得潮汕“非遗”——潮剧在新时代的活态传承中有了新的发展路径。第三,以姚远为代表的潮汕本土脱口秀演员,借助对潮汕讲古艺术形式(潮语腔调、绘声绘色、内容亲民、寓教于乐)的戏仿,融合潮剧传统故事的精神内核,完成非遗精神的下沉落地。蹈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当代转化提供了范例。
摘要:郭小东的《铜钵盂——侨批局演义》以潮汕地区为叙事基点,描写了该地区百年来的家族史、革命史和文化史,在当代文学本土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文学意义。小说突破地域局限,采用微观叙事策略,将潮汕局部历史与中国百年历史变迁穿插勾连,巧妙融入潮汕方言、民俗歌谣、建筑艺术等地域文化风情元素,构建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质与个人风格的文化图景。郭小东情系潮汕,他着重讲述的“侨批”故事,既是对故乡的深情守望,也是对“侨批精神”所承载的重诺守信、家国情怀的颂扬与传承,彰显了作者厚重的人文情怀。
新大众文艺是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更新、教育普及与文化民主在文艺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运用新技术新工具创新文艺形式和表达方式,呈现出共创共享的新型文艺形态。它的复杂性在于既是审美的意识形态,也是人民群众在技术与媒介迭代升级语境中创造与享用的独特文化产品,更是服务于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大众文艺的主体呈现出创造者 / 生产者、传播者 / 营销者、接受者 / 消费者多重身份融合的特质;
摘要:数字时代形成的“流量资本—算法权力—受众需求”场域,在拓展文化经典传播的同时也引发其被解构的危机。本文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框架,剖析“数字祛魅场域”的结构与机制,并以《洗衣歌》在短视频传播中的争议为例,揭示经典面临的历史、价值与审美三重虚无主义困境。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再魅化”作为核心应对策略,强调应在把握数字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内核守护、叙事创新、深度引导及培育新型阐释者等路径,系统重建经典的精神感召力与当代活力。
摘要:“大众”始终是一个被不断建构和争夺的能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伯明翰学派分别揭示了其被动性与抵抗性的双重可能:法兰克福学派指出文化工业将“大众”收编为同一性逻辑下的消极客体,而伯明翰学派则强调从属群体通过挪用与再符号化实践建构自身意义的能动性。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文化批判进一步在市场化与全球化语境中,聚焦“大众”在民族国家话语与消费主义之间的张力位置。在数据驱动型平台成为主导性文化生产机制的时代,“大众”的建构逻辑发生根本转变。它持续被用户画像、行为预测与个性化推荐等算法机制重构,同时也在实践中展现出反构能力。大众既是被分解、提取和利用的数据对象,亦借助算法以趣缘为纽带形成流动且异质的行动者网络,通过戏仿、改编、跨媒介叙事等策略实施反身性干预,不断试探平台权力的边界。因此,当代文艺生产中的“大众”应被理解为一个“文化跨码性”共生体,既延续了历史中大众概念固有的政治和文化张力,也呈现出技术中介条件下的新主体形态。未来的文艺批评亟须超越传统二元对立框架,转而关注如何在技术逻辑与文化价值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使“大众”既能享受数据时代的技术红利,又不失其应有的文化主体性。
摘要:“新南方写作”,从概念定义上就包含了对于地理空间的探讨,“新南方”之于“南方”,具有一种扩展地理边界的野心。“向世界”的视野,将“新南方写作”的指涉空间向全球延展。这种从“地方”向“全球”的开拓探索可以说是对“边地”与“中心”关系的超越和突破。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新南方写作”承担着突破西方的“东方想象”的义务,同时也以真实可感的地方风土人情诉说独特的东方故事。
摘要:在科技与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当下,科幻文学不仅承担了想象未来的功能,更与人类学一道回应着关于人类处境的根本命题。陈楸帆的《荒潮》以潮汕地方经验为基础,通过“科幻现实主义”写作,将贵屿的生态危机与全球化语境下的技术殖民困境进行文学化重构,在现实与虚构的互文中揭示了地方文化与全球命运的张力,探索重建秩序的可能性。整体而言,《荒潮》既是一部科幻小说,也是一部关于地方性与全球化命运的文化文本,展现了科幻文学在文学与人类学交叉领域的独特价值。
摘要:本雅明的实验性写作文体可以称作先锋文体,在其创作之初学界就对这种文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度。该文体以“引文堆砌”、隐喻性与格言形式为主要特征,在打破传统哲学写作范式的同时,也使创作意图变得难以捉摸。本雅明之所以采用先锋文体,与其媒介理论和语言哲学息息相关。一方面,感知媒介的转向,即“通感”消逝、“联觉”兴起和“视听”分离要求艺术以断裂、拼贴的形式重构现代经验;另一方面,本雅明视语言为“纯粹媒介”,要求通过引文的“钻探”与隐喻的迂回,恢复语言自身的精神传递功能,为发达技术时代艺术的发展指明方向。因此,本雅明的先锋文体既是对传统学术文体的一次反叛,也是对语言本源、媒介传达功能的重申,最终成为承载社会批判与哲学思辨的独特载体,文体“出走”与媒介“回归”是辩证同构的。重新考察本雅明先锋文体的思想渊源,梳理出“先锋文体—媒介理论—语言哲学”的隐在脉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本雅明复杂思想背后的智识逻辑与价值诉求。
摘要:近年来,国产现实题材电视剧中“90年代”的构建与呈现掀起一股伴随再临、戏仿与修正并存的“怀旧”浪潮。“90年代”电视剧“叙事体”经由对20世纪90年代历史时空维度的符号编码与影像呈现,借由“90年代”的宏大叙事框架与历史事件,深度嵌入公众对20世纪90年代集体记忆的召唤与“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创作者以影像符号、故事情节及时代背景等完成历史叙述,从而为这一段鲜活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延续与重塑提供叙事样本。
摘要:吴君以“现代小家庭”为叙事核心,通过父辈与子辈双重视角,勾勒出当代深圳普通家庭的生活图景;通过运用片段式叙述策略对家庭成员间不同内心感受、情感变化及家庭氛围进行深入挖掘,形成具有独特文本调性的“心理现实主义”。她的写作不仅勾勒出家庭内部的情感张力与伦理困境,而且折射出更广阔的社会转型与精神嬗变;其展现出的巧妙叙事策略与细节的精妙建构,不仅丰富了深圳文学生态,更为当代城市书写提供了新的思路与视角。
摘要:如果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视为余华的创作高峰,那么可以认为《兄弟》《第七天》《文城》组成了一个“后《活着》时代”。这三部小说的出版和此前有着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就是它们是直接以书籍的形式出版的,从未在文学期刊上刊发。这是解开这三部作品究竟为何会和余华此前作品有着显著不同这一谜团的钥匙。实际上,在“后《活着》时代”,余华的作品从《兄弟》开始由苦难叙事转入日常叙事,写作姿态由审视、追问,转为观看、摹写,和文学体制的关系则由同行转向了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