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酝酿,到2006年正式成立,至今已走过20年。本文以亲历者的视角,梳理学会从田野转向、平台创建、学术共同体形成,到理论原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及国际交流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这20年的意义,不能仅仅从一个交叉学科或学术组织的成长视角来理解,更应放在人类学认识方式变化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艺术人类学把艺术重新置于社会生活与文化整体之中,也由此将人类学的目光,从制度、结构、关系、物质生活等人的外部世界范畴,进一步引向感知、情感、审美、想象与创造等人的内部世界领域。费孝通先生晚年由“志在富民”转向“中国人富了以后怎么办”的追问,以及他对“心态秩序”、美好生活和中国式文艺复兴等问题的思考,为这一转向,提供了重要思想背景;“从实求知”向“从实求美”的推进,则构成了中国艺术人类学重要的方法论基础。20年来,学会成员在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工艺振兴、艺术乡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城市艺术区设计搭建等命题的田野研究中,不断形成“遗产资源”“地方性审美经验”“心态秩序”“剧场社会”“先锋人群”“后农业文明”等具有中国经验基础的概念与理论。由此,本文提出,中国艺术人类学20年的深层思想轨迹,可以概括为从“研究艺术”到“通过艺术理解社会”,再到“通过人的创造性重新理解文明”的逻辑递进关系。看似处于学科边缘的艺术人类学,正在显示出推动人类学进一步进入人的心灵世界,并重新思考未来文明形态的理论潜能。
摘 要:中国学术界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农具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在中国农史研究和农业考古学研究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颇为辉煌的成就。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一个记录和研究农具的历史传统,它同时构成中国农业科技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农具史和农业考古学成为农具研究的主力,而针对现存的“传统农具”的实证性调查与研究,也充分揭示了中国农具体系的历史连续性。以农具为媒,研究者可了解并掌握乡村农业生产劳作实践及其技术体系的具体形态,因此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支撑乡民生活世界的整个民具器物系统,则要更为庞大和丰富。从物质文化的路径,探讨乡民生活世界,还需要将学术视野,从农具研究,扩展到包括农具在内的民具研究领域。
摘 要:中国传统音乐是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是祖先留下的文化瑰宝。然而,中国传统音乐在近代逐渐衰落,甚至被遗忘;西方音乐教育仍占据主导地位,直接影响着当下我国音乐教育的各个方面。本文从中国传统音乐的思维本质与丰富内涵的分析入手,在梳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丰硕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理论成果向教学实践转化的路径。文章指出,当前学校专业音乐教育中西方技术理论课程仍占绝对优势,而中国传统音乐技术理论课程严重缺失,亟须建立中国自主音乐知识体系。本文并非主张废除西方课程,而是推动中西技术理论课程与教材的并举并重,强调应设置中国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完整课程体系,并加强配套教材建设。20世纪初音乐教育的西化取向,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选择。但时至今日,如果专业音乐教育依旧以西方技术理论作为核心教学主体,会制约中国音乐自主话语体系的建设。本文力倡课程设置与教材选用的结构性平衡,为重塑我国音乐教育格局提供理论参照。
摘 要:为构建中国音乐学自主知识体系,本文在前期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乐像考古学”的学科概念。作为音乐图像学与音乐考古学的交叉学科,乐像考古学以“乐像”——即与古代音乐活动直接相关的乐器图像及乐舞图像为核心研究对象,时空范围涵盖清末以前的世界各地域。该学科兼具整体性、综合性、人文性、艺术性、科学性与动态性等属性,既为音乐图像研究提供了兼具实证深度与阐释广度的学术路径,更凭借开放的方法论结构与自我修正机制,展现出持续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强劲潜力。
摘 要:荀勖“笛上三调”与魏晋“清商三调”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学者们大致持“同一论”“关联论”“怀疑论”等观点。在梳析考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发现,现有研究存在重理论推演、轻乐器实考与乐学实践等倾向。重回历史语境,通过考辨荀勖制笛之旨与实践路径,指出荀勖所制十二笛本质上是为校正律准而设的校正器;而“清商三调”因文献记载不一等问题,其宫调性质亦难以定论,二者虽在术语与结构上存在一定关联,但并不具备实质性的乐学理论对应。研究初步辨清了“笛上三调”与“清商三调”之关系,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中国古代乐学的重要争议,庶几能助推中国传统乐学理论体系之构建。
摘 要:日本黄檗宗声明(梵呗)是明代末年由隐元隆琦禅师东传日本的佛教仪礼音乐,300余年来在东瀛传承不辍,其形态兼具中国明代佛乐古韵与日本邦乐声景。本文以田野实地采录为基础,通过音乐形态学分析与历史文献考证,探究黄檗宗声明在旋律类型、音阶结构、转调手法及音色审美等方面的特征。文章提出“二种六式”的旋律分类体系,揭示“华风”“和风”与“混融风”三种旋律样态并存的独特乐学现象,并详解其以“小二度媒介同主音转调”和“自由加速转调”为核心的“华和融通”旋法。通过与当代中国汉传佛教梵呗的比较,本文论证了黄檗宗声明中大量存续的明代佛教音乐基因,同时解析其在日本文化语境中因僧侣结构本土化、审美意识变迁及口传心授灵活性而发生的“日本化”轨迹,进而阐明东传佛乐在传承与变异中所体现的文化传播规律及其对当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启示。
摘 要:本文在爬梳中韩古籍文献基础上提出推论:朝鲜文献所称“林宇《大成乐谱》”之中,“林宇”很可能并非一位真实的独立人物,而是“孔林”与“庙宇”组合而成的指代性词汇。该假说可以解释一个矛盾:朝鲜文献屡屡提及“林宇”,而中国本土传世文献却不见相关记载。其次,《大成乐谱》“迎神乐”谱面题名采用“为调式”的命名形式,但结合旋律落音分析,其实际遵循“之调式”的乐律逻辑,“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应当理解为“大吕之角、太簇之徵、应钟之羽”。再次,“迎神乐”主要涉及黄钟、大吕、太簇、应钟四均,应钟—黄钟—大吕—太簇作为均主,彼此构成半音关系,也正因为宫音间的半音关系,使得旋律音高在交替建构旋律时达到律吕调阳的效果。
摘 要:于右任从1927年前后开始整理和研究草书,加入改革文字以救亡图存的行列。他推行“标准草书”,并以《千字文》为底本,把民族振兴、文字改革、书法艺术相结合,体现了书法的时代精神与民族性的意象表现。本文以“改写”为核心视角,结合不同版本《标准草书千字文》文本差异,梳理其文本、字法层面改动背后反对封建传统、弘扬现代民主精神的文化情怀,进而凸显于右任作为文字改革先驱、民主革命志士、碑体草书巨擘的三重爱国形象。
摘 要:在当代公共文化建设语境中,美术馆的跨界融合已成为激发文化活力的重要路径。但不少现有实践仅仅停留在物理空间层面的简单并置,由于缺少深层文化内涵挖掘,容易滑向形式化、表象化,难以生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历史的约会——李立新绘画作品展”与“寄情大湾区——潘鲁生艺术作品巡回展”以学者型艺术家的创作实践为样本,开辟了学术与艺术深度融合的展览实践。本文采用案例分析与逻辑溯源的方法,对两位学者的展览实践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正是学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潜在支撑,以及艺术实践对学术思想的感性转化,才使展览超越了单纯的技法呈现,强化了公共文化传播的思想内涵与教育价值。与此同时,本文也深入分析了学术与艺术融合的内在逻辑、实践路径及文化效应,指出该路径在规避表象化陷阱、构建长效教育机制及提升文化软实力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本文通过探讨其作为公共文化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核心优势,旨在为当代美术馆的跨界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与创新路径。
摘 要:西藏电影事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辨析“西藏电影”及其相关概念,可以揭示其背后复杂的历史、政治与文化脉络。回顾西藏题材电影的创作历程,可以认识到其影像呈现在塑造地域认知中的强大力量与诸多局限。而未来西藏电影事业的发展,则呼唤着某种基于文化自觉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转型可能。
摘 要:21世纪以来,手工艺纪录片创作蓬勃兴起,引发了人们对手艺人形象的关注。纪录片中的手艺人形象是经由创作者和手艺人的持续互动而产生的,它是手艺人群体的时代性画像。坚守型、调适型、创新型是纪录片呈现的手艺人表层外在形象,匠心具象者则是手艺人的深层内在身份意象,这些意蕴深厚的形象,反映了传统文化的当代境遇,映射出传统与现代交织共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对纪录片创作的规约,以及对创作者和手艺人形象叙事的约束。纪录片中的手艺人形象的生成,既有时代导向的价值逻辑、产业演进的发展逻辑,也有主体内省自觉的实践逻辑,其是多重逻辑协同建构的结果。
摘 要:20世纪初期中国留学欧洲的女性艺术家研究大多聚焦于风格、生平、身份研究,相对忽略驱动女性艺术家文化主体性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内在生命哲学动力。本文以亨利·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理论为切入点,借用柏格森“生命冲力”“绵延”“直觉”以及“炮弹爆炸”等隐喻概念,剖析潘玉良与蔡威廉的文化主体性建构模式。经哲学理论分析,发现潘玉良与蔡威廉的文化主体性分别为“外张型”“内凝型”模式,这表明柏格森生命哲学能为艺术史研究提供新的解析思路,这不仅强化了关于近现代艺术家自我创造性的理解范式,还为中欧艺术交流史研究提供了跨文化的主体思辨与理论参照。
doi:10.3969/j.issn.1002-2236.2026.05.013 摘 要:日本民俗学中的“常民”一词并非指某些特定的人群,而是作为一种文化概念,探讨人群的日常性,即“民之常”。常民没有将受政治经济因素影响的阶层、阶级作为研究对象,而是通过探讨各类人群共通的生活文化来分析日本人的民族性。民具、民艺与民俗,是日本人在近代化的急速发展中,重新认识自己传统生活文化时形成的概念。民艺体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