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引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需要以科学的思维方法为指导。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探析全球文明倡议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及核心要义发现,全球文明倡议蕴含五种交互耦合、有机统一的科学思维方法:历史思维立足文明发展脉络,传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战略思维着眼人类长远发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创新思维突破发展桎梏,探索文明繁荣新路径;辩证思维正视文明差异特质,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底线思维坚守共存底线,守护人类文明安全秩序。深刻领悟全球文明倡议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将丰富人类文明交往理论的方法论内涵,为各国化解文明冲突、推动全球文明和谐共生、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引与实践遵循。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乡村文明以现代力量,乡村文明则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乡村文明的现代转型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对城乡融合、乡村治理、文化赛续与生态建设具有基础性意义。当前,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从城乡分治转向融合共生、从乡土伦理转向现代伦理、从内生演化转向外部驱动发展的深刻变迁。面对政策支持、科技进步与党建引领等外部机遇,以及空间重构、文化传承、伦理秩序重塑等内部挑战,乡村文明转型要以城乡融合重构空间形态,以精神共富培育文化内核,以良法善治重塑治理秩序,探索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路径,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摘要:数智技术具有赋能精神生活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能力。从精神生活的运行实践来看,数智技术通过促进精神生产的价值共创、精神资源的精准供给、精神交往的生态重构和精神消费的提质升级,推动人民精神生活高质量发展。然而,现实中对数智技术的依赖及滥用,导致人们面临精神需要的满足受限、精神活动的发展受限、精神资源的享受受限等困境。因此,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优质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以法律和伦理为规约,推动数智技术的规范化应用;以政策保障、设施保障、教育保障为支撑,推动全民数智素养提升,从而更好地实现数智技术赋能精神生活高质量发展。
摘要:新质生产力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该研究选取2011—2022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新质生产力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通过两条中介路径实现——提升绿色创新水平与助力绿色金融发展;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东部地区与珠三角城市群的新质生产力发挥绿色效能作用更为突出,充分论证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性。该研究明确了新质生产力通过“驱动效应 + 双重中介路径"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核心机制,为不同区域差异化构建长效发展机制、助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支撑。
摘要: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长期受“经典逻辑叙事"影响,以线性因果、二元对立和可预测性为核心逻辑,将治理视为一个“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寻找最优解”的线性过程,但该治理认知框架的内在结构、核心隐喻以及在解释治理悖论时具有局限性。量子思维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叙事语法”,能够促成公共治理认知框架从经典逻辑向量子思维的转向,构建出一种拥抱不确定性、超越二元论、彰显整体性的“量子思维叙事”。在这种新的叙事逻辑下,治理不再是寻求唯一解的控制过程,而是管理可能性、促进价值涌现的艺术;治理悖论也不再是需要被消解的“矛盾”,而是构成复杂系统动态演化的“内在张力”。这一深刻的“叙事转向”,将治理悖论从需要被消解的“管理难题”重新界定为系统演化的驱动性因素,为构建面向复杂现实世界的公共治理自主知识体系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理论路径。
摘要:数字孪生作为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物理世界虚实闭环的融合技术,能够在红色文化遗产的视觉重构与保护中释放巨大潜能,促进红色文化遗产视觉重构与保护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孪生在红色文化遗产的精准还原与精细修复、预防性保护与数字化保存、沉浸式体验与互动式教育等方面展现出深远而独特的价值意蕴,但也面临着技术壁垒下数据管理的复杂性难题、虚拟视觉下内容呈现的完整性问题以及虚拟感知下情感价值的传播障碍。为此,应从技术、内容、价值三个维度构建实践框架:突破技术瓶颈,提升数字孪生实施效能;深化内容挖掘,创新虚拟视觉呈现方式;坚守价值底线,优化红色文化传播环境。同时,通过典型案例对比,凸显数字孪生在红色基因传承中的独特优势,为红色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提供兼具理论支撑与实操性的路径。
摘要:系统梳理与阐释浙江红色精神谱系,是践行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守护红色根脉”指示的重要举措。以“知—情—意”为理论框架,分析浙江15种代表性精神样态,将浙江红色精神谱系的内涵要义阐释为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求真务实的实践精神、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该精神谱系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浙江地方实践、区域文化基因与现实发展课题融合共生的结果。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以“红船精神”为源头的浙江红色精神谱系“四期三维"图谱,既能印证历史、凝聚认同、砥砺品格,又能赋能党建、正风塑社、优化治理,为浙江高质量发展提供精神动能与价值指引。
摘要:报刊媒体是中国共产党传播思想、引导舆论、凝聚共识的重要阵地,亦是党的形象塑造的重要载体。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周刊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客观事实、灵活多样的形式、與论上的据理力争,有力驳斥了外界对党的形象进行歪曲与污蔑的行径,真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坚定立场与责任担当,成功塑造了党作为民族解放者、抗日先锋者和民主捍卫者的良好形象。在《解放》周刊塑造党的形象的过程中,积累了内容呈现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展现形式上灵活多样、宣传策略上主动宣介与舆论引导协调统一的重要经验。这些实践经验不仅有效塑造和维护了党的形象,增强了党的政治影响力与群众号召力,也为新时代党的形象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生产方式的深度重塑,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带来了全新的理论挑战。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系统考察人工智能时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面临的理论挑战与劳动价值创造机制的结构性变革发现,人工智能并未颠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原则,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验证了其科学本质:价值创造主体的表面模糊化,实为人类劳动在智能协作网络中的深化表现;剩余价值来源的复杂化呈现为技术租金这一社会总体劳动的新型占有形态;算法控制的劳动过程标志着剥削机制的隐蔽化转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度量困境体现了价值规律在智能时代的辩证发展。面对现实挑战,应坚持“活劳动价值一元论”,通过重构劳动者权益保障、推动数字素养与技能转型再培训、强化人本导向的技术治理,促进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当代创新与实践转化,为构建包容性智能经济治理框架提供理论支撑。
摘要:从机器大工业时代至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历经了从产业工人到数字工人、从绝对贫穷到相对贫困、从数国聚集到全球布展的嬉变历程。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与资本的共谋导致无产阶级呈现出数量规模上消散瓦解、存在方式上自由轻松、福利保障上整体增益、革命意识上削弱淡化的幻象表征,进而在思想意识与现实运动层面挑战和消解了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时代在场。为廓清无产阶级的时代在场,需穿透幻象表征看到背后真相,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把握无产阶级的主体概念,洞悉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本质,拨开数字劳动隐性剥削的迷雾,探析数字资本食利狂欢的范式,审视阶级斗争出场面向的现状。由此,可以明晰无产阶级仍然是不占有生产资料且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贫困阶级,其作为革命主体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并未消失,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概念以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地位的理论仍具有强大科学性和阐释力。
摘要:数字游民入乡对推进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中“场域—资本一惯习"的分析框架,以丽水市Cohere青年社区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数字游民嵌入乡村机制。研究发现:在城乡场域转化过程中,数字游民需要通过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符号资本的有机转化和持续积累以实现惯习重塑,具体包括以文化资本转化为基础,促进城乡发展经验融合;以社会资本转化为纽带,推进与乡村社会互动;以经济资本转化为核心,动员乡村内外资源;以符号资本转化为助力,建构“知识型”能人形象。然而,在此过程中,数字游民也面临乡土规则难以适应、制度性支持不足等现实困境。未来应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引导作用,通过打造互动场域、构建关系网络、集聚内外部资源以及提升身份权威等方式,持续推进数字游民和乡村振兴的良性互促。
摘要:现行再犯风险评估体系在结构上侧重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在技术上存在动态风险要素简化为静态指标叠加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该文提出了基于知识图谱的社区矫正对象再犯风险评估方法。首先,依托大语言模型构建以再犯风险因素与再犯类型为核心的再犯风险知识图谱;然后,运用关系图注意力网络预测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危险性,再结合大语言模型与层次分析法对再犯类型的社会危险性进行定量分析,通过二者乘积实现再犯风险的量化评估;最后,基于司法数据构建再犯风险知识图谱,实现再犯类型的链接预测,并将输出结果与基准数据集进行对比验证。结果表明,在再犯风险评估领域,知识图谱可有效刻画并量化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相较于传统评估方法,该文提出的社区矫正对象再犯风险评估方法能有效克服现行再犯风险评估体系存在的片面性问题,以及技术层面存在的解析缺陷与权威性不足问题。基于知识图谱的再犯风险评估方法为社区矫正再犯风险评估提供了科学、系统的量化路径,可作为该领域评估方法优化的重要技术方向。
摘要:“货拉拉案"等乘车人跳车案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引发了明显的类案异判现象,其根源在于传统理论过分倚重作为义务的形式判断标准,难以证成结论的实质合理性。为扭转这一困境,需从不作为犯的一般理论切入,转向实质化的义务判断立场,聚焦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支配。基于支配来源,可将产生作为义务的根据分为两类:出于行为人意思设定的主动支配与非出于行为人意思但客观存在的被动支配。在主动支配场合,若行为人创设的危险因不可预见的介入因素加剧,其不负阻止结果恶化的义务;被动支配场合可进一步分为法定支配和领域性支配,其中领域性支配仅在该领域本身为危险源或内含危险源时,才被行为人赋予作为义务。经实质化重构后的作为义务判断标准,不仅能妥善处理该类乘车人跳车案,还能够在其他不作为犯案件中经受检验,进而发展出判定不作为犯的一般性实践路径,并推动刑法教义学重新审视不作为犯的归责模式。
摘要:股权慈善信托在实际推进过程中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具体表现为“慈善"“公益"概念界定不明、股权过户登记程序受阻、税收激励惩戒力度不足、内部监督机制流于形式。为加速我国股权慈善信托项目落地,充分发挥其在拓展慈善筹资渠道、传承家族企业财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关键作用,需从法律解释和制度建构两个层面着手,对股权慈善信托制度从四个方面进行优化:统一股权慈善信托的表述方式,避免法律文本中的概念交叉与冲突;简化股权过户登记的操作流程,加强相关部门间的沟通协作;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引入反滥用条款;构建以行政监督为主导、社会监督与检察监督为补充的外部监督机制。
摘要:学界和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竞业限制违约金是赔偿性违约金;统计数据显示,多数地方人民法院认为竞业限制违约金明显高于实际损失,且支持其与继续履行、返还经济补偿和损失赔偿并用,这引发对竞业限制违约金惩罚性定位的正当性质疑,还导致裁判规则不统一。竞业限制违约金的惩罚性质具有规范依据、契合竞业限制制度担保履约功能,且有助于平衡多方权益保护。现行制度宜因应此定位,为竞业限制违约金设定数额上限,提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最低标准,明确劳动者应当继续履行至竞业限制期限届满、返还违反竞业限制期间的经济补偿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