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世界现代化的多样性特征、凸显中国特色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跃迁,只有在与既有现代化模式的比较中,才能彰显其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在“扬弃"现代化不同模式的基础上,以人民逻辑实现对西方式现代化资本逻辑的超越,以正确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实现对苏联式现代化的超越,以跨越“依附陷阱”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超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为“全球南方”现代化提供了新范式。
摘要:习近平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论述,蕴含深厚的理论渊源、科学的内容体系与突出的世界意义。其理论渊源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解放与正义战争的基本理论,又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家国一体的精神内核,体现了文化传承与理论创新的统一。在内容体系上,该论述科学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伟大抗战精神的科学内涵以及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在世界意义上,该论述为应对全球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与文明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在构建公正、合理与包容的国际治理秩序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阐释和中国表达。从守正向度上看,在理论内核上,守文化“化人”与“人化"的统一体、“精神生产力”辩证唯物主义之正;在理论观点上,守文化“阶级性”“民族性”“世界性"之正;在方法论上,守“第一个结合”“文化批判工具”“文化遗产观”之正。从创新向度上看,在理论内核层面,创造性提出“新时代教育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六个必须坚持”;在观点层面,创造性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方法论层面,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的发展路径,“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宣传路径“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论内核、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守正创新,不仅维系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真理性和生命力,也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效度的思想指南。
摘要: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不仅需要物质技术塑形,还需要精神文化铸魂。新时代新征程形成的劳动精神,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当然之选。二者共生于同一时空背景下的劳动实践之中,共融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之中,共嵌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并进的历程之中,具有高度契合性、内在一致性。新时代劳动精神以崇尚劳动的价值追求、热爱劳动的情感倾向、辛勤劳动的意志信念、诚实劳动的道德品质为内涵要义,从不同侧面为新质生产力的跃升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生成了双方之间衔接互动的内在逻辑。基于此,从强化思政引领力、提升群众获得感、锻造精神气概、大兴实干之风等方面入手,塑造良好的劳动观念、劳动热情、劳动毅力、劳动品格,以构筑劳动精神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进路。
摘要:人机共言时代,人工智能的介入可能削弱“诗意的言说”所承载的真实情感,使“深思熟虑的思”流于肤浅,甚至可能导致精神“无家可归”。立足海德格尔哲学,探寻一条“返乡”之路:夯实“大地”之语言根基,焕发“天空”之原创精神,建构“神性"之伦理规范,并回归“凡人"之真实交往。此路径旨在引领人们在技术环境中智慧地与人工智能“共言”,重拾语言的诗意与深度,实现当代的“诗意地栖居”,以守护人之为人的“存在之家”。
摘要:随着播客兴起带来的听觉回归,出版行业正经历显著的音频化转向,探究出版播客的传播策略已成为出版传播领域的核心议题。引入用户消费行为领域的SIPS模型,基于“共鸣、确认、参与、共享与扩散”四个阶段,深入剖析用户接触出版播客过程中的心理与行为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版播客的传播策略:通过创新优质内容、打造准社会关系以及结合热点话题输出价值的方式触发用户共鸣;借助意见领袖、细分用户画像和强化IP标识的途径推动用户认同转化;通过搭建多渠道互动平台、用户参与内容创作以及延伸线下消费服务的方式提高用户参与度;发挥口碑效应,通过跨平台传播、及时响应用户反馈、培养用户中的意见领袖实现二次传播。该研究不仅验证了SIPS模型在出版音频传播情境中的适用性与解释力,更从用户心理与行为视角,为优化出版播客传播提供了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摘要:“人的本质力量”是人通过感性的对象性活动改造自身与世界的重要力量。作为对象化成果的人工智能,其涌现出的“智能”属性引致颇多幻象。因此,有必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异化与对象化之别,回溯“人的本质力量"的理论依据,把握人工智能与人类能力的界限,开拓“人的本质力量”的可能性边界。事实上,人工智能虽被冠以“智能”称号,但这种“智能”表现为可量化计算的属性,源自人类赋予的机械创作,归根到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突破与确证。审慎对待人工智能的“超越性”与“智能性”,不仅能够在理论上扬弃浪漫主义的异化批判思路,更有助于借助虚拟手段敏锐洞悉必然性的发展趋向,开启智能时代“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新篇章。
摘要:作为一种新兴文化景观与数字化生存实践,数字参与文化内嵌“技术属性”与“价值理性”的结构性张力。在社会发展加速语境下,数字技术构建的流动性文化场域虽强化了主体参与效能,但也潜藏着价值冲突与意识形态风险,使其逐渐偏离原有的文化生产逻辑与价值初衷。当前,数字参与文化在技术赋权的外显趋势下,隐含着主体性消解与价值异化的深层危机,具体呈现为:资本与技术共谋导致文化生产机制异化、算法推荐机制加剧认知窄化与情感规训、技术理性持续挤压价值理性。面对数字参与文化中渐显的新型“剥削范式”,应从驾驭资本逻辑、超越文化需求、复归人本价值三个层面韧性应对。这不仅有助于有效治理数字参与文化的潜在风险,更对数字时代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取向的数字文明、助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摘要:“Z世代"网络消费呈现出影像符号、品牌符号、虚拟符号、人设符号等多元样态。为探寻合理化、秩序化消费路径,该文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对网络符号消费背后的经济结构、政治驱动、文化影响和技术作用进行剖析。研究发现,“Z世代”网络符号消费背后存在复杂动因,资本叙事与消费场景激活其确证自我意志的欲望,消费政治和身份政治诱发其建构自我认同的需求,社交消费和符号审美迎合其获取自我价值的期望,媒介传播和算法推荐暗合其展现自我权力的愿景。基于此,提出通过祛魅符号消费思潮以培育消费主体意识、打造正向符号价值以营造良好消费氛围、宣扬理性消费理念以培育健康消费素养、强化数字技术监管以规约网络市场秩序等策略。
摘要:我国专门法院体系分为传统专门法院与新型专门法院两类。通过对我国专门法院设置的实证考察发现,传统专门法院在权力配置上存在规范性不足的问题,而新型专门法院在主体权限、设置路径以及地域选择等方面仍需解决合宪性与合法性争议。基于此,应构建专门法院设置的宪法控制框架,通过规范解释对设置主体、权限边界等核心要素进行严格界定。建立以比例原则为基础的程序约束机制,通过目的正当性、手段必要性及利益均衡性的检验,确保设置行为的实质合宪性。专门法院的未来发展应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指引,通过强化民主正当性基础、确保专业审判核心定位、优化权力配置与协作关系,实现司法专业化与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统一,构建符合宪法秩序、回应时代需求的专门法院体系。
摘要: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宏观背景下,通过案例分析和数据分析,揭示因虚假、被迫、缺乏法律知识或法律援助不足导致的过失与法检机关不当行为等导致“无效认罪”的情形。“无效认罪”在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的同时,对司法的公正和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为有效防范“无效认罪”及其衍生问题,可以通过构建公开的“无效认罪案例库”深化宽严相济政策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差异化运用、改革完善单位绩效考核与容错机制、强化值班律师参与的质效、强化法院在认罪认罚制度中的证据审查机制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上减少“无效认罪”情况的发生,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完善制度设计、提升司法水平、加强监督制约,持续推进认罪认罚制度的优化完善,提升司法工作专业化水平,为构建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作出积极贡献。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清偿型以物抵债协议的规定,仅明确债权人选择权,未涉及债务人选择权,学界对此争议颇多。当事人无特殊约定时,以物抵债协议属于新债清偿,原债与新债并存,此时便出现选择权问题。赋予债务人选择权,既契合选择之债的基本规则,又有利于债权的实现,且不构成对新债的违约。债务人选择权的行使需遵循特定规则,主要包括行使内容、行使期限与方式:行使内容需要区分有无第三人的情形,只有不存在第三人时,债务人才能自行选择;选择权产生于协议达成时,其消灭可延至债权人提起诉讼之时;选择权的行使方式则可参照选择之债适用。当选择权无法行使时,可通过提存等方式进行救济。
摘要:大模型快速发展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会逐步加深对海量数据的依赖,也因此潜藏着隐私泄露、算法偏见等诸多风险。技术迭代速度远超法律适应能力,信息不对称与利益不均衡问题日益凸显,进而导致大模型合规监管暴露出法律规制体系缺失、监管主体职权不明、应对挑战能力不足、国际规制分歧与合作困境等问题。为应对大模型合规监管滞后问题,需从完善大模型合规监管的法律法规、明确合规监管的主体与职责、统筹技术能力与合规标准、加强大模型生态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等维度入手,实现大模型合规监管适应性治理的范式转型。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在大中小学不同学段具有差异性和动态性。该文基于“认知—情感—行动"的分析框架,深入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的逻辑层次和实践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是从认知到情感再到行动的梯次递进、螺旋上升过程,需要遵循学生的认知情感行动发展规律。认知培育需梯次提升学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性认知;情感认同要依学段创设情感体验场域,深化学生对中华民族的情感依归;行动自觉应结合学段特点引导学生知行合一,提升学生主动践行这一意识的能力。认知、情感、行动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动态衔接、循环强化的逻辑整体,梯次推动大中小学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简称《学位法》)在保留学位论文答辩渠道外,新增了实践成果答辩渠道。准确把握用于学位申请的实践成果的基本内涵、成果类型与实施策略,是学位授予单位准确贯彻实施《学位法》的关键。针对目前研究生学位管理工作中,学位授予单位对用于学位申请的实践成果的内涵认识不足、类型界定不明、应用策略不清等问题,文章从申请学位实践成果的提出背景和现状出发,界定其基本内涵,分析成果类型,提出学位授予单位在实施申请学位实践成果时应注重管理制度的系统性与合理性、成果形式的行业性与开放性、成果内容的创新性与实践性,为学位授予单位推行实践成果学位授予渠道提供参考。